家礼

钦定四库全书经部四

家礼

礼类六提要

等谨案：家礼五卷，旧本题宋朱子撰。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家礼考，曰：「家礼非朱子之书也。家礼载子行状，其序载于文集，其成书之岁月载于年谱，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于家礼附录。自宋以来，遵而用之，其为朱子之书，几无可疑者。乃今反复考之，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。」李公晦叙年谱，家礼成于庚寅居祝孺人丧时。文集序不纪年月，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。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之语，以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，有士人录得，会先生葬日携来，因得之。其「录得」、「携来」，不言其何人，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。黄勉斋作行状，但云所辑家礼，世所遵用，其后多有损益，未及更定。既不言成于居母丧时，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书。家礼后亦然。敬之，朱子季子。公晦、勉斋、安卿，皆朱子高第弟子，而其言参错不可考据如此。按文集朱子答汪尚书书、与张敬夫书、吕伯恭书，其论祭仪、祭说，往复甚详。汪、吕书在壬辰、癸巳，张书不详其年，计亦其前后也。壬辰、癸巳距庚寅仅二、三年，家礼既有成书，何为绝不之及，而仅以祭仪、祭说为言耶？陈安卿录云：「向作祭仪、祭说，甚简而易晓，今已亡之矣。」则是所亡者乃祭仪、祭说，而非家礼也明矣。文集、语录自家礼序外，无一语及家礼者，惟与蔡季通书有「已取家礼四卷纳一哥」之语，此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，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。甲寅八月，跋三家礼范后云：「尝欲因司马氏之书，参考诸家，裁订增损，举纲张目，以附其后，顾以衰病不能及已。后之君子，必有以成吾志也。」甲寅距庚寅二十年，庚寅已有成书，朱子虽耋年，岂尽忘之，至是而乃为是语耶？窃尝推求其故，此必有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，盖自附于后之君子而传者，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，其序文亦依仿礼范跋语，而于家礼反有不合。家礼重宗法，此程、张、司马氏所未及，而序中绝不言之，以跋语所未有也。其年谱所云居母丧时所作，则或者以意附益之尔。敬之但据所传，不加深考，此如司马季思刻温公书之比。公晦从游在戊申后，其于早年固所不详，祗叙所闻以为谱。而勉斋行状之作，在朱子没后二十余年，其时家礼已盛行，又为敬之所传录，故不欲公言其非，但其辞略而不尽，其书家礼后谓经传通解未成，为百世之遗恨，则其微意亦可见矣。后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传，又见行状、年谱所载，廖子晦、陈安卿皆为刊刻，三山杨氏、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，尊而用之，不敢少致其疑。然虽云尊用其书，实未有能行者，故于其中谬误，亦不及察，徒口相传，以熟文公家礼云尔。惟元应氏作家礼辨，其文亦不传，仅见于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礼中。其辨专据三家礼范跋语，多疏略，未有以解世人之惑，仲深亦不然之。故余今编考年谱、行状及朱子文集、语录所载，俱附于后，而一一详注之。其应氏、邱氏语，亦并附焉。其他所载谬误，亦数十条，庶来者有以知家礼决非朱子之书，而余亦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云云。其考证最明。又有家礼后考十七条，引诸说以相印证；家礼考误四十六条，引古礼以相辨难，其说并精核有据。懋竑之学，笃信朱子，独于易本义九图及是书，龂龂辨论，不肯附合，则是书之不出朱子，可灼然无疑。然自元、明以来，流俗沿用，故仍录而存之，亦记所谓「礼从宜使从俗」也。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。

总纂官纪昀、陆锡熊、孙士毅，总校官陆费墀。家礼序

凡礼有本有文。自其施于家者言之，则名分之守，爱敬之实，其本也；冠婚、丧、祭，仪章度数者，其文也。其本者，有家日用之常礼，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；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，虽其行之有时，施之有所，然非讲之素明，习之素熟，则其临事之际，亦无以合宜而应节，是亦不可以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。三代之际，礼经备矣。然其存于今者，宫庐器服之制，出入起居之节，皆已不宜于世。世之君子，虽或酌以古今之变，更为一时之法，然亦或详或略，无所折衷。至或遗其本而务其末，缓于实而急于文，自有志好礼之士，犹或不能举其要，而困于贫窭者，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。熹之愚盖两病焉。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籍，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，而少加损益于其间，以为一家之书。大抵谨名分、崇爱敬以为之本。至其施行之际，则又略浮文，务本实，以窃自附于孔子从先进之遗意。诚愿得与同志之士，熟讲而勉行之，庶几古人所以修身齐家之道，谨终追远之心，犹可以复见，而于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，亦或有小补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