河防考经国雄略卷之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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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防考

漕运

禹贡冀州为帝都，东西南三面距河，他州贡赋皆以达河为止。春秋、战国之世，始起议漕秦人兼并天下，飞刍挽粟于琅琊，负海之郡，以贮北河之仓，而漕法始渐加详。后来历代最盛，无如汉、唐、宋矣。

汉漕田东之粟，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石，其后经费渐广，于是有引渭穿渠，置六辅渠以便漕者矣。隋文帝以仓廪尚虚，议为水旱之备，诏于蒲陜等十三州募运米丁，又各置仓，转相灌注，漕关东及汾、晋之粟，以给京师。

隋制，凡经过之处，以丁夫递运，要害之处置仓场收贮，次第运之，以至京师，运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劳，漕船得以回转而不长运，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随宜措置而或发或留也。

唐仰东南之粟，以瞻国用，岁亦不过二十万石，其后征发日繁，于是有水次置仓，节级转运以便轮者矣。代宗时，刘晏掌漕事，故时陆运，斗米费钱十九，晏命囊米而载以舟，减钱十五。江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河，河船不入渭，江南之运积杨州，汴河之运积河阴，河船之运积滑口，渭船之连入太仓，岁转粟一十万石，无升斗溺者。

宋之漕运，分为四路：东南之粟，自淮以入，陜西之粟，自三门白波而入陈、蔡，东京之粟，自惠民、广济二河以入，供给京师。此汉、唐、宋之大较也。迨我成祖定都幽燕，万国朝宗，四夷毕献，漕入之路，独因元人。盖汉唐都关中，宋都汴梁，其地不同故尔。

宋岁漕东南米麦六百万斛，漕运以积贮为本，故置转搬仓于其楚泗三州以发运，官董之江南之船，轮米至三仓卸纳，即载官盐以归。舟还其郡，卒还其家，汴船诣转搬仓，漕米输京师，三仓有数年之储。臣按：宋人以东南六路之粟，载于转搬之仓。江船之入，至此而止，无留滞也；汴船之出，至此而发，无覆溺也。江船不入汴，汴船不入江，岂非良法欤？窃以宋人都汴，漕运比汉为便。易前代所运之夫皆是民丁，惟我朝则以兵运。前代所运之粟，皆是转递，惟我朝则是长运。唐、宋之船，江不入汴，汴不入河，河不入渭。今日江、湖之船，各远自岭北、湖南，直达于京师。唐、宋之漕卒犹有番休，今则岁岁不易矣。宋人又有载盐之利，今之漕卒，比之朱人，其劳百倍。一岁之间，大半在途，无室家之乐，有风波之险，洪之停留，舳舻之冲激，阴雨则虑浥漏，浅涩则费推移，沿途为将领之科率，上仓为官攒之阻滞，及其家之日，席未暇暖，而文移又催以兑粮矣。运粮士卒，其劳苦万状，有如此者。伏乞推行宋人转船载盐之法，于今日，少宽士卒之一分，宽一分，则受一分之赐矣。况其赐非止一分哉。

尝考之元史，其建国之始，江南粮饷，或自浙西涉江入淮，逆流至中栾，陆运至淇门，入御河以达京师，或自利津河，或开胶菜河入海。至元十九年，始置海运。二十六年，乃凿渠起安山西南，繇寿张西北，至临清，引汶绝济直属漳，名曰通会河。盖汶水自古东北入海，而以智力导引，使南渡淮泗，北通白卫，则自元人始也。是时汝渠虽开，而海运如故。

永乐十三年，平江伯陈瑄，因运舟沂淮险恶，乃宋刘璠议开沙河，以避淮水之险。乔惟岳继自楚州，至淮阴，所开故道，于是开清江浦五十余里，置四闸以通漕，又于沿江一带增堰以防走泄，蓄木以资灌注，引泉以备乾涸。

今日运道，自仪真直抵潞河，其间最险者有二，则高陲湖堤及徐、吕二洪是也。然二洪之险，地也，地有定形，人可以用其力；湖堤之险，天也，天无尝变，虽若非人力可为，然人力胜天，亦有此理。惟今高之湖，南起杭家觜，北至张家沟，共三十余里。唐李吉甫为淮南节度使，始于湖之东直南北筑平津堰，以防水患。在宋时，又有斗门水闸。洪武九年，知州赵原者，始甃以砖。永乐十九年，加以之大者。景泰五年，又护以水椿，寔以砖土，以备风浪，舟楫往来。方其天色晴霁，风恬浪静，如行镜中，一遇西风骤起，波涛汹涌，人物沦亡，不可胜计。建议者往往欲于旧堤之外湖泊之旁，别为长堤一带，约去旧堤一二十，丈下覆铁釜以定其基，旁树木椿以固其势，就浚其中之王以实之，用砖包砌，一如旧是，其中旧有减水闸三座，就用改作通水桥洞，引湖水于内以行舟楫，仍于外隄造减水，闸以节水势。如此，则人力足以胜天，省宫物之失，免人物之沦亡，为利亦不小矣。

永乐以来，始用守臣之议，大濬通会，以便粮运，于是淮南一带，万里通津，尺寸之水，尽为国家有矣。顷者徐、吕二洪，河流断绝，自淮以北，不可以舟，岁漕重事，急如救焚，是可不为之重虑乎？今之漕渠，北自海口。南至淮河二十余里，其间不过汶、泗诸流而已，必赖黄河之水自西入之，而后漕运流通，水利深广。故自黄河南徙，国家之福，运道之利也。丘文庄亦曰：江南贡赋之来，必繇博、济之境，则河必不可使之东行，一决而东，则漕渠乾涸，岁运不继，其害非独在民，且移之国矣。盖言运道之利，必资于河也。然河势播迁，靡有定向，今巳自赵皮寨南向亳、泗，不复经流于徐，又汶泉遇旱则微南，旺以淤而狭，此漕之害也。为人之计，法在疏筑而巳。河有故道，徙有决口，独不可因其旧而为之乎？其或河流亢悍，不可复回，则计出于引沁矣。沁之源出自绵山，向尝合流于徐，而顷为黄河所并，要惟自武涉而上，道济源，引沁历漕州，繇旧分水处，出永通闸，以达于二洪可也。

晋谢玄之树栅立埭，拥二岸之流以利漕，宋人之开修月河，上下置堰增闸，以时开闭，此又计之不得巳者也。盖尝论之，古之治河也易，今之治河也难。古之责效于水者小，今之责效于水者大。何也？姑以唐事论之，唐之漕运，大率三节，而诸人议论之多，一惟以江、淮为重。德宗时，缘江、淮米不至，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。及韩滉运米岁至，而德宗、太子置酒相庆。可见唐人倚辨于此，如此其急。则今日国家漕运，远及三吴、湘、浙诸郡，岁至四百余万石，亦犹唐之江淮也，而数实倍之，一或不继，大可忧者至矣。其在水也，势不得以不争也，是治河之难也。虽然，治河非难也，治河之官为难也。自水利失其官，故天下不喻于水，而失其水性以忧。国家惟建官总理，不使数易，责之课最，又使水工之徒佐知其利害，如古秦、汉之法，于诸河察其趋焉，于诸泉缉其入焉；于群岸谨其防焉，于工若料制其节焉。凡可以济漕者，先为之防，曲为之备，则患至而能救，无甚败害也。此虑患之本也。先儒有言曰：今日之虑，水莫若虞官，其斯之谓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