汴梁末议

郑大郁

自古帝王之作，莫不更都三河之间，而周、秦以降，继宅两京，五季而下，又都汴梁，何帝居之不尝也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，则有繇矣。他不具论，而特稽今日之汴梁而言之，何也？设若版图未一，侵代鼎来，夷狄外讧，边隅潜窃，必也德刑兼修，战守两备，宿重兵于京师，强干弱枝，以镇服夷夏，指纵英雄，以赴其功，则舍汴梁莫便巳。

朱梁而下，以迄于宋，仍都大梁，亦势或然也。乃若宴安起于无虞，弊蠹生于悠久，故载战载橐，而甲械朽钝，以安以处而士卒狞惫。兵多难用，将逸难使，可以隆安疆之威，而不足以御一旦之变，此则汴梁之不利也。故石晋之亡，兵叛于外也。宋朝靖康之变，太平之久也。故知汴梁之变，尝起于燕、赵，燕蓟未服，则汴梁未易宅矣。

嗟夫，秦、晋发难，嫁祸入豫，流鸿四集，庚癸频呼，奈何狷涓不塞，遂成江河，河流一决，而汴城不没者三板，沉灶产蛙，大泽闻天阴之哭，无贵无贱，全躯属吞舟之鱼。当事者竟无一彼忠负胆之人，为国家驱除暴乱而治平之者，是皆汴梁之利病，而郁之所以鳃鳃然过计也。汴梁未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