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阳末议

郑大郁

三都利害各有一偏。大抵长安便千守，汴梁利于战，维阳便于和，故前王因其势之便利而都之，试言其利，何也？我明兴，车书混一，礼教兴行，举纲朝廷，张目郡县，于是偃武修文，轻徭薄赋，俾斯民均受其赐，思所以新三王之制，侔盛古之隆，惟礼乐教化是遑，而不以兵革战伐为事，则舍维阳莫便。

故周成、汉光，定都成周，诚得其宜。曹、魏、司马晋踵卜雒邑，粲然新一王之政，远律盛古，亦迁都改卜，有以相之也。夫知其利者，贵去其害。乃若德化有所紊，而君不尝明，纪纲有时紊，而政不尝举，敌受四面，而险不数舍，三方娇处，九重震动，则雒邑之不利也。是以董卓奋而东汉亡，尔朱聘而北朝乱。伦师犯阙，如履门阑，以至典午失驭，藩侯弄兵，往来如织，王城不啻传舍，岂非雒阳失守战之备也欤？兴今雒阳之祸，尝起于并汾，云朔未宾，则雒阳未易卜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