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董叔重
君子务本一章，集注云：“本犹根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，根本既立，其道自生。如孝弟则是行仁之本，不务乎此，则仁道无自而生也。”铢窃妄谓仁固孝弟之本，有仁而后有孝弟。然仁道生也，生莫先于孝弟。盖其油然内发，至精实而无伪，自然不可已者，莫如爱亲从兄之心。故伊川曰：“仁主于爱，爱莫大于爱亲。爱则仁之施，仁则爱之理也。”仁者爱之理，而爱莫大于爱亲，故推行仁道，自孝弟始，是乃行仁之根本也。根本既立，则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，至于廓然太公，无所不爱，而有以全尽其仁道之大，则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，生有不可遏者耳。此所谓本立而道自生也。生者生生不穷之意，伊川所谓其道充大是也，非无本而渐生之谓。犹之木焉，根本既立，则枝叶生茂而不可已。苟无其本，枝叶安自而生哉？又程子曰：“尽得孝弟便是仁。”恐在尽字上是圣人人伦之至之意。或人谓由孝弟可以至仁，则孝弟与仁是二本矣。妄意揣度如此，乞赐逐一垂诲。
大槩且用此意涵泳，久之自见得失。后皆放此。
程子曰：“循物无违谓信。”窃谓物者，事物之物。有是事则循是事而无所违，无是事则不凿空而为之说，此与以实之谓信意相似。或者谓物者，理也。实循是理而无所违，有反身而诚之意，盖孟子有诸己之说。不知是否？又程子所谓尽物之谓信者，铢所未喻。岂尽己之谓忠者，处于己者无不尽；尽物之谓信者，施于物者必以实欤？则必以实施于物者亦无不尽矣。其所谓表里内外者，盖惟其存于己者必尽，则其施于物也必实。在己自尽之谓忠，推是忠而行之之谓信。虽然曾子之三省，必亦各致其功，未必恃此而责彼也，乞赐逐一垂诲。
或者之说非是。
程子曰：“公而以人体之，故为仁。”铢昔尝问此语于先生，先生曰：“体犹体物之体，犹易所谓干事。”其意若谓人之生，具此形即有此性，有此性则有此理，与生俱生，完具无欠。只为蔽于私，所以不行。若能公，则此理便自周流充足，不假于外。故程子曰：“仁之道，只消道一公字。”然伊川又恐人将公便唤作仁，故曰：“公须以人体之。”铢当时虽省记先生是此意，恐记得差误，乞赐垂诲。
此下数说，大槩皆近之，更宜涵泳而实履之，不可只如此说过，无益于事也。
贤贤易色一章，窃谓：“上蔡所谓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天下之诚意无以加此。好德如好色，亦可谓好德之至也。此语似甚精，而或者乃谓不若。”张子韶曰：“学所以明人伦也，好德不好色，则夫妇之伦正。”似恐不必推说至此。然上蔡之说与伊川所谓见贤则变易颜色，愈加恭敬，好善而诚也，二说孰精？又子夏之意，以谓人能如此，则虽人以为未尝学，子夏必以为己学也。玩其语意，则子夏未尝不欲人学，然其语不无病，不若夫子所谓
行有余力，则可以学文者，为有本末先后。故集注特著吴氏之说，所以垂训者精矣。乞赐垂诲。
当从谢氏说。
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一章，窃谓程子之意固已明白。谢氏曰：“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，亦可以进德矣。”此语似甚精。而或者乃谓不若。张子韶曰：“温良恭俭让，固不可以不学，要当学圣人之道，以求其自然发见者。若乃矫伪其行，粉饰其容，此又圣门所诛也。”铢窃谓：“夫子德容至于如是，固有德盛仁熟，而其自然之光辉著见于外。学者之学圣人，固不当矫情饰貌，徒见其外而不养其中也。”然容色辞气之间，亦学者所当用功之地，而致知力行之原。今不于此等处存养涵蓄，学圣人气象，不知复于何者为学圣人之道乎？窃谓学者内外交相养之功，正当熟玩，此等气象自别。不知是否？又俭节制也。节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绳约之意否？温良让有和易气象，恭俭有𠑊恪气象，谢氏所谓泰然如春，𠑊然如秋是也，并乞逐一垂诲。
如张氏说，则乡党篇可废矣。
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一章，铢自幼年则见先生与程先生反复论此一叚，当时固莫能晓。近来思之，窃谓程子所谓孝子居丧，志存守父在之道，不必主事而言者，颇为的当。请试言其所思而得之者，以求教。志者志趣，其心之所趣者是也。行者行实，行其志而有成也。父在，子不得专于行事，而其志之趣向可知，故观其志。父没，则子可以行其志矣，其行实暴白，故观其行。然三年之间，疾痛哀慕，其心方皇皇然、望望然，若父之存，而庶几于亲之复见，岂忍以为可以得行己志，而遽改以从己志哉？存得此心，则于事有不得不改者，吾迫于公议，不得已而改之，亦无害其为孝矣。若夫其心自幸，以为于是可以行己之志，而于前事不如己意者，则遂遽改以从己之志，则不孝亦大矣，岂复论其改之当与不当哉？盖孝子处心，亲虽有存没之间，而其心一如父在，不敢自专。况谓之父道，则亦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。三年之间，如白驹过隙，此心尚不能存，而一不如志，率然而改，则孝子之心安在哉？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，推见至隐，而言，不必主事言也。若乃外迫公议，内怀欲改，而方且隐忍迁就，以俟三年而后改焉，则但不失经文而已，大非圣人之意矣。妄论如此，不知稍不畔否？乞赐垂诲。
此说得之，然前辈已尝有此意矣，更须子细体认，不可只如此说过。
君子不重则不威一章，程子曰：“人安重则学坚固。”范氏、游氏推明其说精矣。然味其经文，窃谓恐不若吕氏曰：“学则知类通达，故不至于蔽固。”盖若作一事说，则曷不曰君子不重则不威，而学不固乎？不重则不威有笃敬意，学则不固有致知意。主忠信，窃谓忠信盖诚实之意。盖自理而言则谓之诚实，自人所行而言则谓之忠信，其实一也。故伊川曰：“忠信者，以人言之，要之则实理也。”无友不如己者，程先生以谓上蔡云与不胜己者友，钝滞了人，此语诚是。然人之求友，固不可无此心，而亦不可必也。必欲求胜己者而后友，则胜己者亦不与我友矣。圣人用心不如是。子夏教其门人以择交之道，曰：“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”此未为过也。而子张犹以为不可，则不胜己者不与之友，圣人气象，恐不如是。杨氏所谓如己者，合志同方而已，不必胜己也，似以此言为当。铢尝问之曰：“恐如此，其弊或至于无责善辅仁之益。”先生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然铢思之，终恐未安。盖味圣人语意，正谓人好与不己若者处，故为此言以戒之。无与毋通，禁止之辞。闻之李氏曰：“人皆求胜己者友，则愚与鲁几于无友矣。然世人知与贤己处者常少，而轧己者常多，此学所以不进。有志于学，则不如己者，宜非所友。”此意不知近是否？乞赐垂诲。
学则不固，程、范、游说是。毋友不如己者，李说是。
颜子不改其乐章，程子尝曰：“昔受学于周茂叔，每令寻仲尼、颜子乐处，所乐何事。”铢岂当躐等妄论及此？但近见一朋友讲论次说及此，觉得说入玄妙。且又拘牵于鲜于侁之问，使颜子乐道，则不为颜子之说说入空寂去。因试妄意揣度，以谓圣贤所以皇皇汲汲者，正谓欲求得本心而已。苟得其本心以制万事，则天下之乐何以加此？区区贫窭，岂足以累其心？颜子在陋巷，人不堪忧，而颜子独乐者，正乐此而已。此与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之意近似。孟子曰：“君子所性，虽大行不加，穷居不损。”所性，谓所得于性者。君子所得于性分之内，虽大行穷居，不为加损，乐莫大焉。不知如此揣度，不至大叚碍理否？乞赐垂诲。
此等处不可强说。且只看颜子如何做功夫，若学得它功夫，便见得它乐处，非思虑之所能及也。
书金縢曰：“我之弗辟，我无以告我先王一叚。”按马、郑氏皆音辟为避。其意盖谓管蔡流言，成王既疑周公，公乃避居东都二年之久，以待成王之察。及成王遭风雷之变，启金縢之书，迎公来返，乃摄政，方始东征。所谓罪人斯得者，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。陈少南、吴才老从之，而诋先儒诛辟之说。铢窃谓周公之诛管蔡，与伊尹之放太甲，皆圣人之变。唯二公至诚无愧，正大明白，故行之不疑，未可以浅俗之心窥之也。此辟字与蔡仲之命所谓致辟之辟同，安得以辟为避？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，不幸成王终不悟，而小人得以乘间而入，则周家之祸可胜言哉！周公是时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。观公之告二公曰：“我之弗辟，我无以告我先王。”其言正大明白，至诚恻怛，则区区嫌疑有所不敢避矣。惟有此心无愧，而先王可告也。自洁其身而为匹夫之谅，周公岂为之哉？妄意如此，乞赐垂诲。
辟字当从古注说。
微子篇曰：“诏王子出迪，我旧云刻子一叚。铢于三仁之去就死生，未知其所以当留、当去、当死之切当不可易处。”尝读微子书，见其所以深忧宗国之将亡，至于成疾为狂，瞆耄无所置身，其心切矣。然终不言于纣，以庶几万一感悟，而遽为之去，是必有深意者。东坡则曰：“箕子在帝乙时，以微子长且贤，欲立之，而帝乙不可，卒立纣。”纣忌此两人，故箕子曰：“子之出，固其道也。我旧所云者害子，子若不出，则我与子皆危矣。”微子之告箕子，若欲与之俱去，然微子曰：“吾三人者，各行其志，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。”人各自以其意贡于先生。微子去之，以续先王之国；箕子为之奴，以全先王之祀，比干以谏而死，为不负先王也。而林少颖亦从其说，以为二人处危疑之地，身居嫌隙，不可强谏，徒死又无益，故微子虽欲谋于箕子，以救纣之颠𬯀，然箕子以谓我兴受其败，不可以复谏，又不可居位，故微子遁逃以避祸，而箕子隐晦以自存，惟比干不处嫌疑，故强谏而死。三人所处之势不同，故各行其志，以自达于先王而已。审如是说，则微子、箕子皆未尝谏，无乃屑屑然避嫌远祸以苟存乎？唐孔氏曰：“我兴受其败者，我适起而受其祸败，不可逃免。然殷灭之后，我不事异姓，不能与人为臣仆，示必欲以死谏纣。但箕子之谏，适值纣怒未甚，故得不死耳。微子告二人而独箕子答者，比干与箕子意同，经省文也。”窃谓孔氏去古未远，其言必有所据。盖尝因是妄谓微子以宗国将亡，不胜其忧愁无聊之心，而谋出处于箕子、比干，故箕子为言：“我兴受其败，不可逃免，当与宗国俱为存亡。故虽商祀或至沦亡，我亦誓不臣属他人。”盖将谏纣，纣不听，亦不敢苟全逃死。而比干无一言者，孔氏所谓心同不复重言是也。其后比干果以谏死，而箕子乃不死者，比干初心岂欲徒死以沽名哉？所以谏者，庶几吾言得行而纣改焉耳。纣既不改，而言益切，故纣遂杀之，则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。箕子初心亦岂欲隐晦自存，苟全其生哉？亦犹比干之谏，冀吾言得行而纣改焉耳。纣既不改而囚之，偶不死耳。纣囚之而不置之死，则箕子岂固欲自经于沟渎而为匹夫之谅哉？故因遂徉狂而为奴，盖亦未欲即死，庶几弥缝其失，而冀其万有一开悟耳。盖谏行而纣改过者，二子之本心也。谏不行而或死或囚者，二子所遇之不同尔。使纣而囚比干，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；使纣而杀箕子，箕子敢求全哉？二子易地则皆然矣。至于箕子为微子之计，则其意岂不以谓吾二人者，皆宗国之臣，利害休戚，事体一同，皆当与社稷俱为存亡，不可复顾明哲保身之义？然而微子，国之元子也，往者纣未立，吾尝言于帝乙而立子，帝乙不从而立纣，是以纣卒疑吾两人，故吾旧所云者，足以害于子，若起谏纣，则纣益生疑，非惟不从，害必先及子，而并我危矣。死分也，不足惜，而未有毫发益于纣而遽死，可惜也。东莱所谓人先有疑心，则虽尽忠与言，而未必不疑，盖疑心先入而为之主是也。故微子不可留，但当遁逃而出，乃合于道。又况我与比干既留谏以事纣，则存亡未可知，万一不死，罔为人臣仆，此心已坚定，则亦不可使成汤以来庙不血食。况汝为元子，又居危疑之地，义当逃去，万有一全宗祀可也。此三子者，其制行不同，各出于至诚恻怛之心，无所为而为之，故孔子并称三仁，或以此欤？妄意如此，乞赐谆切垂诲。
此说得之史记亦说箕子谏而被囚也。
咸有一德窃谓一者，其纯一而不杂。德至于纯一不杂，所谓至德也。所谓纯一不杂者，盖归于至当无二之地，无纤毫私意人欲间杂之，犹易之常、中庸之诚也。说者多以咸有一德为君臣同德。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，而一非同也，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。苏氏曰：“圣人如天，时杀时生；君子如水，因物赋形。天不违仁，水不失平。惟一故新，惟新故一。一故不流，新故无𭣧。”此语似是，不知可以作如此看否？乞赐垂诲。
此篇先言常德、庸德，后言一德，则一者常一之谓。终始惟一，时乃日新。苏氏说未的当，可更退步就实做工夫处看。
盘庚言其先王与其群臣之祖父，若有真物在其上，降灾降罚，与之周旋，从事于日用之间者。铢窃谓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，质诸鬼而无疑尔。而殷俗尚鬼，故以其深信者𨗳之。夫岂亦真有一物耶？乞赐垂诲。
鬼神之理，圣人盖难言之。谓真有一物固不可，谓非真有一物亦不可。若未能晓然见得，且阙之可也。
铢窃谓书序之作，出于圣人无疑。学者观书得其序，则思过半矣。班固言：“书之所起远矣。至孔子纂时，上断于尧，下讫于周，凡百篇，而为之序，言其作意。”而林少颖乃谓书序，乃历代史官转相授受，以书为之总目者，非孔子所作。今玩其语意，非圣人，其孰能与于此哉？书序言：“成汤既没，太甲元年。”玩其语意，则是成汤没而太甲立。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诸桐三年，则是太甲服汤之丧，既不明，伊尹遂使居于汤之墓庐三年而克终允德也。或者乃曰：“孟子曰：‘汤崩，太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。’汤没六年而太甲立，太甲服仲壬之丧。”夫服仲壬之丧，而庐于乃祖之墓，恐非人情。伊川谓太丁未立而死，外丙方二岁，仲壬方四岁，乃立太子之子太甲。而或者又谓商人以甲乙为兄弟之名，则丙当为兄，而壬当为弟。岂有兄二岁，弟乃四岁乎？按皇极经世图纪年之次，则太甲实继成汤而立无疑。不知外丙二年、仲壬四年之说，当作如何训释？乞赐垂诲。
书序恐只是经师所作，然亦无证可考，但决非夫子之言耳。成汤、太甲年次 不可考，不必妄为之说。读书且求义理，以为反身自修之具，此等殊非所急也。
西伯戡黎，旧说多指文王，惟陈少南、吕伯恭、薛季隆以为武王。吴才老亦曰：“乘黎恐是伐纣时事。”铢按书序言：“殷始咎周，周人乘黎。”则殷自此以前，未尝恶周也。殷始有恶周之心，而周又乘袭戡胜近畿之黎国，迫于王都，且见征伐，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于受曰：“天既讫我殷命。”曰恐，曰奔告，曰讫我殷命，则其事势亦且迫矣，恐非文王时事也。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，而孔子亦称其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为至德。所谓有事君之小心者，正文王之事，孔子所以谓之至德也。当时征伐虽或有之，未必迫于畿甸。然史记又谓文王伐犬戎、密须，败耆国。耆即黎也。史记：“文王得专征伐，故伐之。”二说未知孰是？乞赐垂诲。
此等无证据，可且阙之。
服父母之丧而祭祀祖先，当衣何服？与居母丧而见父，居父母丧而见祖父母，其朔旦岁节上寿为礼，各衣何服？父母在而遭所生丧，不知合衣何服？合与不合，设几筵、出声哭？舅姑俱存，而子妇丁其父母忧，虽合奔丧，然卒哭后必当复归，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。遇节序变迁，不审可以发哀出声否？见舅姑及从舅姑以祭，不知所易当何服？乞赐垂诲。
古者居丧，三年不祭，其见祖父母之属，古人亦有节，文不尽记。然上寿之礼，自不合与所生母丧，礼律亦有明文，更宜详考，亦当稍避尊者，乃为安耳。如女已适人，为父母服期，礼律亦甚明。若有舅姑，难以发哀，于其侧，从祭，但略去华盛之服可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