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吕子约

所谓五帝纪所取多古文尚书及大戴礼为主，为“知所考信”者，然伏羲、神农见易大传，乃孔圣之言，而八卦列于六经，为万世文字之祖，不知史迁何故乃独遗而不录，遂使史记一书如人有身而无首，此尚为知所考信者邪？

太史公之洋洋美德，即苏黄门之驺虞窃脂，观其下文，全书不知还撑柱得此数句起否？学者于圣人之道，徒习闻其外之文，而不考其中之实者，往往类此。王介父所以惑主听而误苍生，亦只是此等语耳。岂可以此便为极挚之谈，而跻之圣贤之列，属以斯道之传哉？

以史迁能贬卜式与桑羊为伍，又能不与管仲、李克为深知功利之为害，不知六国表所谓“世异变，成功大”，“议卑易行”，“不必上古”，货殖传讥长贫贱而好语仁义为可羞者，又何谓邪？

伯夷传辨许由事固善，然其论伯夷之心，正与求仁得仁者相反，其视苏氏之古史，孰为能考信于孔子之言邪？

谓迁言公孙洪以儒显，为讥洪之不足为儒，不知果有此意否？彼固谓“儒者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，是以其事难尽从”，然则彼所谓儒者，其意果何如邪？

所示数条，不暇悉辨。若以马迁与班固并论，则固不无优劣，而其书数十万言，亦岂无好处？但论其大旨，则苏氏两语，恐史迁复生，不能自解免也。今乃讳其所短，暴其所长，以为无一不合圣人之意，推尊崇奖，至与六经比隆，闻有议其失者，则渤然见于词色，奋拳攘臂，欲起而扔之，一何所见之低矮邪？

论语

学之为言，盖指义理之蕴，至于感孚，而复有讲习相滋之说，自夫始学而所愿者外，则其本已亏矣。谢氏“坐如尸，坐时习；立如斋，立时习”，观圣人立言之旨，有不在彼者。尹氏“学在己，知不知在人”，微有立我之病。

以“义理之蕴”训“学”字，恐非字义，不成文理。后“不重”章更有说。“感孚”之说，与“所愿者外”意似相反，且程子于朋来之乐，何故不如此说？恐更当细思之。尹氏说未见立我之病。此章是说初学入道之门，未须大叚说得玄妙也。鲜则和顺。积诸中者未厚，所积者既厚，其于逆理乱常之事可以保其必无也。

犯上之过小，作乱之罪大，故其言之序如此，非谓未厚已厚而然也。“务本道生”是泛言，以起下句之实。集注之说宜更详之。

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，此章论明善之功。

此章只是戒人勿为巧言令色，如何便说得明善之功？

有所未习，其传或差，如师之过，商之不及，不能不生流弊。唯传而习，习而传，然后为得其正传。

“传不习乎”，文势恐不如此。曾子之学，其传不差，乃是合下见得通透的确，非习之功也。若所见不是而徒习之，愈增其误耳。读书穷理须认正意，切忌如此缘文生义、附会穿穴，只好做时文，不是讲学也。

敬以事言，而信，则无不尽也。

信是与民。有信，期会赏罚，不欺其民。浅言之，则魏文侯之期猎，商君之徙木，亦其类也。不须如此高说，失圣言之本意。

“行有余力而后学文”，夫岂以讲切为可缓哉？

书固不可不读，但比之行实差缓耳。不然，则又何必言“行有余力而后学”邪？

“究义理之蕴”，言学者不可不究夫义理之蕴也。因此语为子夏之言，而遂致疑于其间。

以子夏之言为不，如孔子，亦未为贬，不必如此回护，但当虚心观理而随宜斟酌耳。“义理之蕴”上著一“究”字，比首章稍成文理。然首章之义，实当兼践履而言，故谢说亦不可废。若如所说，却只说得穷理一边也。

由乎中而应乎外，制乎外所以养其中。

“由乎中而应乎外”，是推本视、听、言、动四者，皆是由中而出，泛言其理之如此耳，非谓从里面做功夫出来也。“制乎外所以养其中”，方是说做功夫处，全是自外而内、自叶流根之意，非谓内外交相养，与此章之文本不相戾，不须如此分疏也。如视、听二箴云“心兮本虚，秉彝天性”，亦皆是推木而言。若其功夫，则全在制之于外、闲邪勿听处，可更详之。向见叔昌之弟摹刻尹和静所书四箴，作“由乎中所以应乎外”，尝辨其谬。后见尹书他本，却皆不错。然既有此误，则尹公想亦未免错会其师之意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