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吕子约

诲谕“工夫，且要得见一个大头脑，便于操舍间有用力处。如实有一物，把住放行在我手里，不是漫说收其放心”。某盖尝深体之，此个大头脑，本非外面物事，是我元初本有底。其曰“人生而静”，其曰“喜怒哀乐之未发”，其曰“寂然不动”，人汩汩地过了日月，不曾存息，不曾实见此体叚，如何会有用力处？程子谓：“这个义理，仁者又看做仁了，智者又看做智了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此所以君子之道鲜。”此个亦不少，亦不剩，只是人看他不见，不大叚信得此话。及其言“于勿忘勿助长间认取”者，认乎此也。认得此，则一动一静皆不昧矣。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四端之著也，操存久则发见多；忿懥、忧患、好乐、恐惧，不得其正也，放舍甚则日滋长。记得南轩先生谓“验厥操舍，乃知出入”，乃是见得主脑，于操舍间有用力处之实话。盖苟知主脑，不放下，虽是未能常常操存，然语默应酬间，历历能自省验，虽非实有一物在我手里，然可欲者是我底物，不可放失；不可欲者非是我物，不可留藏，虽谓之实有一物在我手里，亦可也。若是谩说，既无归，亦无依据，纵使强把捉得住，亦止是袭取，夫岂是我元有底邪？愚见如此，敢望指教。此叚大槩甚正当，亲切诲谕。胡子知言举或人以放心求心之问，怪其𫌨缕散漫不切，尝代之下语云：“知其放而欲求之，则不放矣。”某窃谓或者之问，元不识心体，所对虽欲使人察夫良心之苗裔，致操存之功，然说得惊惶不缜密，便是用功处未到，恐方说时亦未免是放也。自家所知，固有广狭浅深处，然曾云省察，则是我元初者，非我元初者，真妄客主，亦岂不识个体叚模样？操存稍熟，则省察浸精；省察浸精，则操存愈固。昨之所谓非放者，今犹觉其为放；昨之所谓相近者，今犹觉其尚远。近看遗书说“修辞立其诚”，乃是体当自家“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之实事”。又说“圣贤千言万语，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，使反复入身来，自能追向上去，下学而上达”，此语方是。不𫌨缕散漫，自觉用力虽未能敏勇，然实欲从事于斯也。又尝深自体验，固是知其放而求之则不放，然其间几多艰难曲巧。方其志不胜气，其为抑遏掩蔽，心固知之，如醉中知醉而未醒，梦中知梦而未觉，非澄治平帖，亦未易遽存。及其身心向里，有顿放处，非不是我来为主，然浮念忽起，病根隐然，又思乎此也，方有端绪，他思便来间之，展转牵引，把捉不住。近得一法，于致思之时，而思虑忽起，若所当思也，则便以笔识之，不使之累吾心；若非所当思也，则当深省而消去之，亦颇有效验。第于主一功夫未至，不能如程子所谓“使他思时方思”，然且得随力量如此存察，更望指教。

此意大槩亦好，但太支蔓，不直截，不觉却将此心放了。恐当一切扫去，且将所代五峰一语，早晚提撕，令有个要约处，乃佳。不然，又似程子说温公为“中”所乱矣。诲谕谓“必有事焉，鸢飞鱼跃”，孔子只说个“先难后获”一句，便是这话。后来子思、孟子、程子为人之意转切，故其语转险，直说到活泼泼地。某窃谓此个义理，固是自家元有底，无少无剩，初无差异，然亦须实见到这里，不可少有鹘突。圣贤设教，固不越于“下学而上达”，然著书立言，必有不容已者。如“鸢飞鱼跃”，子思虽以“上下察”为言，固已示诸人，然非得伊洛诸君子再拈掇出来，如何理会得是子思吃紧为人处？其曰“与‘必有事焉，而勿正’之意同”，既说得亲切，与我相应，又曰“会得活泼泼地，不会得时，只是弄精魂”，则又恐人将此玩弄走作，以为神通妙用，却入私意，却成助长，却失了元初本有底，其为害又不特入于语险而已。大抵穷理工夫，若不能认取，则非我所及者，皆为涉虚；若能认取，则一动一静，天理流行，莫非无极之真也。此全在学者于己分上实自体认，方信得圣贤之言、先儒之论，都是将实得者说与人，不是说分外事，顾我之领略浅深何如耳。敢望诲示。

此叚看得亦未亲切。须知“必有事焉”，只此一句，便合见得天理流行，活泼泼地。方要于此著意寻讨，便窒碍了。如说“先难”，只此二字已见得为仁工夫。然于此处才有计较，便夹杂了。故才说上句，便说下句，以急救之。如方安顿一物在此，又便即时除却。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之两端，而就其中以求之也。

诲谕谓“只于静坐处寻讨，却恐不免助长之病，或又失之，则一蹴而堕于释氏之见”。某自顾涣散之久，近稍收拾，粗有静养工夫。然工夫浅薄，客虑犹多，虽未至便有此病，然亦岂敢不常自警省也。兼亦自觉未堕释氏之见者，盖释氏是从空处求，吾儒是自实处见。喜怒哀乐之未发，初非空无，寂然不动，本皆完具。释氏于此看得偏阙，所以随在生病。又“元者善之长”底意思，释氏既不识元，绝类离群，以寂灭为乐，反指天地之心为幻妄，将四端苗裔遏绝闭塞，不容其流行。若儒者，则要于此发处认取也。近看周子“动而无动，静而无静”之语，颇有所省。夫动而无动，则唤不有止；静而无静，则唤不森然。此虽非天下之至神不能与于此，然一动一静之本体，盖元如是。因此静存动察，既无交互，亦不落空。今所虑者，非在于堕释氏之见，乃在于日用之间主敬守义工夫自不接续而已。若于此能自力，则敬义夹持，此心少放，自不到得生病痛也。所见如此，更愿指诲。

此正如明道所说扶醉人语，不溺于虚无空寂，即沦于纷扰支离矣。

诲谕“读书如论语、孟子，是直说日用眼前事，文理无可疑。先儒说得虽浅，却别无穿凿坏了处。如诗、易之类，则为先儒穿凿所坏，不见当来立言本意。此又是一种功夫，直是要人虚心平气，本文之下，打叠交空荡荡地，不要留先儒一字旧说，莫问他是何人所说，所尊所亲、所憎所恶，一切莫问，而唯本文本义是求，则圣贤之指得矣。某深惟训诲，真可谓直截指示，虽非某所及，未能言下即承，然敢不默会此意。第有所欲论辨当吐露者，亦不敢不详陈之。某往者读书，有时自验于会心处，固有不待注释训说而见得明白，然此心稍有蔽亏，即便忘失。且又阅理不熟，大指精义弗能致察，若非自生意见，即便读过不觉，终归之因循鹘突而已。日来岂敢以为能读，稍能收拾身心，有个主脑，义理之实，渐渐相亲，玩索先觉所说，时时有契于心，反复读之，其于本文本义，固能打叠到空荡荡田地，然于用意深处，渐能进其所知，随其文义，亦各略见所说着落。因此见得读书之法，固是要见得立言本意，不要缴绕支离，然须是自有工夫，使义理来相浃洽，方能与书相应。若与书相应，始能善思，通其精微，而意味无穷。虽当读时，固不可先留旧说在胸中，然虚心平气，待其自见，有意要扫去他，亦不得。苟要扫去，则又是我底意见，亦未必是真实指义也。如读易，只以程子易传为主，非不知象占为不可废，然文王、夫子作彖、象、文言、大传，所发明者，却不在于象上，直是要人得其辞以通其意。

其曰：“易，变易也，随时变易以从道也。其间吉凶消长之理，进退存亡之道，备于辞。推词考卦，可以知变，象与占在其中。”其曰：“至微者理，至著者象。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。”其曰：“乾坤为易知，诸卦为难知。”今学者不求诸象占，固有所阙，然学有本末，若未能玩索乎此，而欲求之于象占，则于程子“备于词”“在其中”之意，不能无失也。又自孟子后，易书非不以象占而传，然非所谓“自秦而下，其学不传”者，果何所指邪？虽所见如此，然先生谓又是一种工夫，则殊未详，更望指教也。

大凡读书，须是虚心以求本文之意为先，若不得本文之意，即是任意穿凿，如说会心处之类，正是大病根本。如易之词，乃是象占之词，若舍象占而曰有得于词，吾未见其有得也。此皆过高之弊，所以不免劳动心气。若只虚心以玩本文，自无劳心之害。

诲谕“公而以人体之，只是无私心，而此理自然流行耳，非是公后又将此意思寻讨也”。某深味此语，固是恐人添个意思寻讨，然觉得下语自伤于快。窃谓仁固难名，以觉名仁，而觉非仁也；以爱名仁，而爱则属情也；以公名仁，特近仁耳，亦难指公为仁也。先生谓“仁者爱之理”，别出性情，最为明白。然程子“公而以人体之”，意，则于“公”字上兼“爱之理”意思言之。盖公虽近仁，然又须实下工夫，物物皆体，若有扞格，各不相贯属，便有未仁。若只是说个“公”字，便此理自流行，却欠却体仁工夫也。又近看南轩先生复卦赞有云：“其在于人，纯是恻隐。动匪以斯，则非天命。曰义礼智，位虽不同。揆厥所基，脉络流通。”及近来玉山所刻先生讲说，于程子所谓“偏言之则一事，专言之则包四者”，虽未能昭晢，然却见得此意脉分明。其曰“偏言”，则本末次第不可以混言；其曰“专言”，则莫不始于此，本于此，而皆一贯也。孟子论乍见孺子怵惕恻隐之心，便说“由是观之，无恻隐之心非仁，无羞恶之心非义，无辞让之心非礼，无是非之心非智”。其只举恻隐一端发见处示人，余三端更不一一拈出，夫岂有所略哉？盖此乃良心苗裔发见最先处，乃天地之心、万物之元，必自此而后流行不息，亨而利贞。则是章虽曰“偏言”，而所谓“专言”之者，亦不离此矣。

仁是本来固有之理，不因公而有，特因公而存尔。如沟渠窒塞，故水不通流，去其窒塞，则水流矣。水固不因去塞而有，然亦非既去其塞，而又别有一叚工夫，使水流通也。以此推之，所论之得失自见矣。又论“偏言”“专言”处，语意未莹，使人难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