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吕伯恭

示喻曲折，深所望于左右。顾其间有未契处，不得不极论以求至当之归。至于立彼我、较胜负之嫌，则熹虽甚陋，岂复以此疑于左右者哉？持养敛藏之诲，敢不服膺。然有所不得已者。世衰道微，邪诐交作，其他纷纷者固所不论，而贤如吾伯恭者，亦尚安于习熟见闻之地，见人之诡经诬圣，肆为异说，而不甚以为非，则如熹者，诚亦何心安于独善，而不为极言核论，以晓一世之昏昏也？使世有任其责者，熹亦何苦而𫍢𫍢若是耶？设使颜子之时，上无孔子，则彼其所以明道而捄世者，亦必有道，决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，以独善其身而已。故孟子言禹、稷、颜子易地则皆然。惟孟子见此道理，如杨子云之徒，盖未免将颜子只做个块然自守底好人看。若近世，则又甚焉，其所论颜子者，几于释、老之空寂矣。熹窃谓学者固当学颜子者，如克己复礼，不迁怒贰过，不伐善施劳之类，造次颠沛，所不可忘。但亦须审时措之宜，使体用兼举，无所偏废，乃为尽善。若用有所不同，则所谓体者，乃是块然死物而已，岂真所谓体哉？观伊川先生十八岁时上书所论颜子、武侯所以不同，与上蔡论韶、武异处，便见圣贤之心无些私意，只是畏天命、循天理而已。此义与近世论内修外攘之说者亦相贯。夫吾之所以自治者，虽或有所未足，然岂可以是而遂废其讨贼之心哉？

示喻苏氏于吾道不能为杨、墨，乃唐、景之流耳，向见汪丈亦有此说。熹窃以为此最不察夫理者。夫文与道，果同耶？异耶？若道外有物，则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，而无害于道。惟夫道外无物，则言而一有不合于道者，则于道为有害，但其害有缓急深浅耳。屈、宋、唐、景之文，熹旧亦尝好之矣。既而思之，其言虽侈，然其实不过悲愁、放旷二端而已。日诵此言，与之俱化，岂不大为心害？于是屏绝不敢复观。今因左右之言，又窃意其一时作于荆楚之间，亦未必闻于孟子之耳也。若使流传四方，学者家传而人诵之，如今苏氏之说，则为孟子者亦岂得而已哉？况今苏氏之学，上谈性命，下述政理，其所言者，非特屈、宋、唐、景而已。学者始则以其文而悦之，以苟一朝之利，及其既久，则渐涵入骨髓，不复能自解免。其坏人材、败风俗，盖不少矣。伯恭尚欲左右之，岂其未之思邪？其贬而置之唐、景之列，殆欲阳挤而阴予之耳。向见正献公家传，语及苏氏，直以浮薄谈目之，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训，则极论诗文，必以苏、黄为法，尝窃叹息，以为若正献、荥阳，可谓能恶人者，而独恨于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。然则老兄今日之论，未论其它，至于家学，亦可谓蔽于近而违于远矣。更愿思之，以求至当之归，不可自误而复误人也。

前书奉问谢公之说，正疑其不能无病。详考从上圣贤以及程氏之说，论下学处，莫不以正衣冠、肃容貌为先。盖必如此，然后心得所存而不流于邪僻。易所谓“闲邪存其诚”，程氏所谓“制之于外，所以养其中”者，此也。但不可一向溺于仪章器　之末耳。若言所以正、所以谨者乃礼之本，便只是释氏所见，徒然横却个所以然者在胸中，其实却无端的下功夫处。儒者之学，正不如此。更惟详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