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张敬夫

熹昨承诲谕五王之事，以为但复唐祚而不立中宗，则武照可诛，后患亦绝，此诚至论。但中宗虽不肖，而当时幽废特以一言之失，罪状未著，人望未绝。观一时忠贤之心，与其募兵北讨之事，及后来诸公说李多祚之语，则是亦未遽为独夫也。乃欲逆探未形之祸，一旦舍之而更立宗室，恐反为计校利害之私，非所以顺人心、乘天理，而事亦未必可成也。愚虑如此，然而此外又未见别有长策，不知高明以为如何？若维州事，则亦尝思之矣。唐与牛、李，盖皆失之也。夫不知春秋之义而轻与戎盟，及其犯约，攻围鲁州，又不能声罪致讨，绝其朝贡，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，则其义有所不可矣。然还其地可也，䌸送悉怛谋，使肆其残酷，则亦过矣。若论利害，则僧孺固为人言以恐文宗，如致堂之所论，而吐蕃卒不能因维州以为唐患，则德裕之计不行，亦未足为深恨也。计高明于此必有定论，幸并以见教。

“何有于我哉”，后来思尹子说诚未安，窃意只是不居之词。圣人之言此类甚多，不以俯就为嫌也。“恶知其非有也”，顷时亦尝为说，正如晦叔之意。后来又以为疑，乃如尊兄所谕。今细思之，却不若从晦叔之说，文意俱顺，法戒亦严，不启末流之弊也。如何如何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