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𥿄

称侄固未安，称犹子亦不典。按礼有从祖、从父之名，则亦当有从子、从孙之目矣。以此为称，似稍稳当。虑偶及此，因以求教，非敢复议改先生之文也。与富公及谢帅书，全篇反复，无非义理。卒章之言，止是直言义理之效，感应之常。如易六十四卦，无非言吉凶祸福；书四十八篇，无非言灾祥成败。诗之雅、颂，极陈福禄寿考之盛，以歆动其君而告戒之者，尤不为少。孟子最不言利，然对梁王亦曰“未有仁义而遗后其君亲者”，答宋牼亦曰“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”。此岂以利害动之哉？但人自以私心计之，便以为利，故不肖者则起贪欲之心，贤者则有嫌避之意，所趣虽殊，然其处心之私则一也。若夫圣贤以大公至正之心，出大公至正之言，原始要终，莫非至理，又何嫌疑之可避哉？若使先生全篇主意专用此说，则诚害理矣。

春秋序两处，观其语脉文势，似熹所据之本为是。“先天”二字，卷中论之已详，莫无害于理否？理既无害，文意又恊，何为而不可从也？“圣人之用”下著“心”字，语意方足，尤见亲切主宰处，下文所谓得其意者是也。不能窥其用心，则其用岂易言哉？故得其意，然后能法其用，语序然也。其精微曲折，盖有不苟然者矣。若谓用心非所以言圣人，则孟子、易传中言圣人之用心者多矣。盖人之用处，无不是心，自圣人至于下愚一也。但所以用之者，有精粗邪正之不同，故有圣贤、下愚之别。不可谓圣人全不用心，又不可谓圣人无心可用，但其用也妙，异乎常人之用耳。然又须知即心即用，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