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左第五
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。战国之世，其事罕闻。当前汉专用公羊，宣皇已降，谷梁又立于学。至成帝世，刘歆始重左氏，而书不列学官。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，固非一家；美左氏而议两传者，亦非一族。互相攻击，各自朋党，聒笼纷竞，是非莫分。然则儒者之学，苟以专精为主，其于治章句，通训释，斯则可也。至于论大体，举宏纲，则言罕兼统，理无要害，故使今古疑滞，莫得而申者焉。
必扬榷而论之，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，但自古学左氏者，谈之又不得其情。如贾逵撰左氏长义，称在秦者为刘氏，乃汉室所宜推先，但取悦当时，殊无足采。又按桓谭新论曰：“左氏传于经，犹衣之表里。”
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：“光武兴立左氏，而桓谭、卫宏并共诋訾，故中道而废。”班固艺文志云：“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，有所贬损，事形于传，惧罹时难，故隐其书。末世口说流行，遂有公羊、谷梁、邹氏、夹氏诸传。”而于固集，复有难左氏九条、三评等科。夫以一家之言，一人之说，而参差相背，前后不同，斯文不足观也。
夫解难者，以理为本，如理有所阙，欲令有识心服，不亦难乎？今聊次其所疑，列之于后。
盖左氏之义有三长，而二传之义有五短。按春秋昭二年，韩宣子来聘，观书于太史氏，见鲁春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”然春秋之作，始自姬旦，成诸仲尼。丘明之传，所有笔削及发凡例，皆得周典，传孔子教，故能成不刊之书，著将来之法，其长一也。又按哀三年，鲁司铎火，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之时，于鲁文籍最备。丘明既躬为太史，博总群书，至如梼杌、纪年之流，郑书、晋志之类，凡此诸籍，莫不毕睹。其传广包它国，每事皆详。其长二也。论语：“子曰：“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”夫以同圣之才，而膺授经之托，加以达者七十，弟子三千，远自四方，同在一国。于是上询夫子，下访其徒，凡所采摭，实广闻见。其长三也。
如谷梁、公羊者，生于异国，长自后来，语地则与鲁史相违，论时则与宣尼不接。安得以传闻之说，而与亲见者争先乎？譬犹近世，汉之太史，晋之著作，撰成国典，时号“正言”。既而先贤、耆旧，语林、世说，竟造异端，强书他事。夫以传自委巷，而将班、马抗衡；访书古老，而与子孙并列，斯则难矣。彼二传之方左氏，亦奚异于此哉？其短一也。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，周内史美其谠言；王子朝告于诸侯，闵马父嘉其辨说。凡如此类，其数实多。斯盖当时发言，形于翰墨，立言不朽，播于他邦。而丘明仍其本语，就加编次。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、李斯之文，汉书晁错、贾生之笔。
寻其实也，岂是子长笔削、孟坚雌黄所称者哉？观二传所载，有异于此。其录人言也，语乃龃龉，文皆琐碎。夫如是者何哉？盖彼得史臣之简书，此传流俗之口说，故使隆促各异，丰俭不同。其短二也。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，行人应答，其文典而美，其语博而奥，述远古则委曲如存，征近代则循环可覆。必料其功用厚薄，指意深浅，谅非经营草创，出自一时，琢磨润色，独成一手。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，丘明但编而次之，配经称传而已也。如二传者，记言载事，失彼菁华，寻源讨本，取诸胸臆。夫自我作古，无所准绳，故理甚迂僻，言多鄙野，比诸左氏，不可同年。其短三也。按二传虽以释经为主，其缺漏不可殚论。如经云“薨”，而左传云“公子围所杀”。
及公羊作传，重述经文，无所发明，依违而已。其短四也。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，至于阙下。隽不疑曰：“昔卫蒯瞆得罪于先君，将入国，太子辄拒而不纳，春秋是之。”遂命执以属吏。霍光由是始重儒学。按隽生所引，乃公羊正文。如论语冉有曰：“夫子为卫君乎？”子贡曰：“夫子不为也。”何则？父子争国，枭獍为曹，礼法不容，名教同嫉。而公羊释义，反以卫辄为贤，是违夫子之教，失圣人之旨。奖进恶徒，疑误后学。其短五也。若以彼三长，校兹五短，胜负之理为主。而于内则为国隐恶，于外则承赴而书，求其本事，太半失实，已于疑经篇载之详矣。寻斯义之作也，盖是周礼之故事，鲁国之遗文。夫子因而修之，亦存旧制而已。至于实录，付之丘明，用使善恶必彰，真伪尽露。向使孔经独用，左传不作，则当代行事，安得而详者哉？盖语曰：仲尼修春秋，逆臣贼子惧。又曰：春秋之义也，欲盖而彰，求名而亡，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寻春秋所书，实乖此义，而左传所录，无媿斯言。此则传之与经，其犹一体，废一不可，相须而成。
如谓不然，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？儒者苟讥左氏作传，多叙经外别事，如楚、郑与齐三国之贼，隐、桓、昭、襄四君之篡逐，其外则承告如彼，其内则隐讳如此，若无左氏立传，其事无由获知。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，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，茫然阙如，俾后来学者代成聋瞽者矣。
且当秦、汉之世，左氏未行，遂使五经、杂史、百家、诸子，其言河汉，无所遵凭。故其记事也，当晋景行霸，公室方强，而云韩氏攻赵，有程婴、杵臼之事。鲁侯御宋，得隽乘丘，而云庄公败绩，有马惊流矢之祸。楚、晋相遇，唯在邲役，而云二国交战，置师于两堂。子罕相国，宋睦于晋，而云晋将伐宋，觇其哭于阳门，介夫乃止。鲁师灭项，晋止僖公，而云项实齐桓所灭，春秋为贤讳。襄年再盟，君臣和叶，而云诸侯失正，大夫皆执国权。其记时也，盖秦穆居春秋之始，而云其女为荆昭夫人；韩、魏处战国之时，而云其君陪楚庄王葬焉。列子书论尼父，而云生在郑穆之年；扁鹊医疗虢公，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；栾书仕于周，而云以晋文如猎，犯颜直言；荀息死于奚齐，而云观晋灵作台，累棋申诫。或以先为后，或以后为先，日月颠倒，上下翻覆，古来君子，曾无所疑。及左传既行，而其失自显。语其弘益，不亦多乎！而世之学者，犹未之悟，所谓忘我大德，日用而不知者焉。然自丘明之后，迄及魏灭，年将千祀，其书寝废。至晋太康年中，汲冢获书，全同左氏。故束晰云：“若使此书出于汉世，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。”于是挚虞、束晰引其义以相明，王接、荀𫖮取其文以相证，杜预申以注释，于宝籍为晋纪。由是世称实录，不复言非。其书渐行，物无异议。
故孔子曰：“吾志在春秋，行在孝经。”于是授春秋于丘明，授孝经于曾子。史记云：“孔子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次春秋。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，传所刺讥褒讳之文，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各异端，失其真意，故因孔氏史记，具论其语，成左氏春秋。”夫学者苟征此二说，以考三传，亦足以定是非，明真伪者矣，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？以此而言，则三传之优劣见矣。
史通卷第十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