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通卷第十一
外篇
史官建置第一
夫人寓形天地，其生也，若蜉蝣之在世，如白驹之过隙，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，疾没世而名不闻。上起帝王，下穷匹庶，近则朝廷之士，远则山林之客，谅于其功也，名也，莫不汲汲焉，孜孜焉。夫如是者何哉？皆以图不朽之事也。何者而称不朽乎？盖书名竹帛而已。
向使世无竹帛，时阙史官，离尧、舜之与桀、纣，伊、周之与莽、卓，夷、惠之与跖、𫏋，商、冒之与曾、闵，俱一从物化，坟土未乾，则善恶不分，妍媸永灭者矣。苟史官不绝，竹帛长存，则其人已亡，杳成空寂，而其事如在，皎同星汉。
用使后之学者，坐披囊箧，而神交万古，不出户庭，而穷览千载，见贤而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。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，南史至而贼臣书，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，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。由斯而言，则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，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缺之哉？故备陈其事，编之于后。
盖史之建官，其来尚矣。昔轩辕氏受命，仓颉、沮诵实居其职。至于三代，其数渐繁。按周官、礼记，有“大史”“小史”“内史”“外史”“左史”“右史”之名。大史掌国之六典，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内史掌书王命，外史掌书使乎四方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曲礼曰：“史载笔，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。”
大戴礼曰：“太子既冠，成人，免于保傅，则有司过之史。”韩诗外传云：“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，太史令也。”斯则史官之作，肇自黄帝，修于周室，名目既多，职务咸异。至于诸侯列国，亦各有史官，求其位号，一同王者。
至如孔甲、尹逸，名重夏、殷，史佚、倚相，誉高周、楚。晋则伯黡司籍，鲁则丘明受经，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。降及战国，史氏无废。赵鞅，晋之一大夫尔，犹有直臣书过，操简笔于门下。田文，齐之一公子尔，每坐对宾客，侍史记于屏风。至若秦、赵二主，渑池交会，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、鼓缶，此则春秋“君举必书之”之义也。
然则官虽无阙，而书尚有遗，故史臣等差，莫辨其序。按吕氏春秋曰：“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，载其图法出奔商。商太史高势见纣迷乱，载其图法出奔周。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，亦以其图法归周。”又春秋晋、齐太史书赵崔之弑，郑公孙黑强与于盟，使太史书其名，且曰七子。昭二年，晋韩宣子来聘，观书于太史氏，见易象与鲁春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然则诸史之任，太史其最优乎？至秦有天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，此则自夏迄秦，斯职无改者矣。
汉兴之世，武帝又置太史公，位在丞相上，以司马谈为之。汉法，天下计书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，叙事如春秋。及谈卒，子迁嗣。迁卒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
寻自古太史之职，虽以著述为宗，而兼掌历象、日月、阴阳、度数。司马迁既殁，后之续史记者，若褚先生、刘向、冯商、杨雄之徒，并以别职来知史务。于是太史之署，非复记言之司。故张衡、单飏、王立、高堂隆等，其当官见称，唯知占侯而已。
当王莽代汉，改置柱下五史，秩如御史，听事侍傍，记迹言行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，此其义也。汉氏中兴，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，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、载记。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，献所作哀、平传，为帝所异，征诣兰台。斯则兰台之职者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。自章、和已后，图籍盛于东观，凡撰汉记，相继在乎其中，而都谓著作，竟无它称。
当魏太和中，始置著作郎，职隶中书，其官即周之左史也。晋元康初，又职隶秘书，著作郎一人，谓之大著作，专掌史任。又置佐著作郎八人。宋、齐已来，以“佐”名施于“作”下。
旧事，佐郎职知博采，正郎资以草传，如正佐有失，则秘监职司其忧。其有才堪撰述，学综文史，虽居他官，或兼领著作。亦有虽为秘书监，而仍领著作郎者，若中朝之华峤、陈寿、陆机、束晢，江左之王隐、虞预、于宝、孙盛，宋之徐爰、苏宝生，梁之沈约、裴子野，斯并史官之尤美，著作之妙选也。而齐、梁二代，又置修史学士，陈氏因循，无所变革，若刘涉、谢旻、顾野王、许善心之类是也。
至若偏隅僭国，夷狄伪朝，求其史官，亦有可言者。按蜀志称王崇补东观，许盖掌礼仪，又郄正为秘书郎，广求益部书籍，斯则典校无阙，属辞有所矣。
而陈寿评云“蜀不置史官”者，得非厚诬诸葛乎？别有曲笔篇，言之详矣。吴归命时，有左右二国史之职，薛荣为其左，华核为其右。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。以斯考察，则其班秩可知。
伪汉嘉平初，公师或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，撰其国君臣纪传。前凉张骏时，刘庆迁儒林郎、中常侍，在东苑撰其国书。蜀与西凉三朝记事，委之门下。南凉主乌孙初定霸基，欲造国纪，以其参军郎韶为国纪祭酒，使撰录时事。自余伪主，多置著作官，若前赵之和苞，后燕之董统是也。
元魏初称制，即有史臣，杂取它官，不常厥职。故如崔浩、高闾之徒，唯知著述，而未列名号。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，正郎二人，佐郎四人。其佐三史者，不过一二而已。晋、秦以来，三史稍替，别置修史局，其职有六人。
当代都之时，史臣每上奉王言，下询国俗，兼取工于翻译者，来直史曹。及洛京之末，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，不宜归之汉士。于是以谷纂、山伟更主文籍。凡经二十余年，其事阙而不载。斯盖犹秉夷礼，有互乡之风者焉。
高齐及周，迄于隋氏，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，谓之“监修”。国史自领，则近循魏代，远效江南，参杂其间，变通而已。
唯周建六官，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，佐郎为下士，名谥虽易，而班秩不殊。
如魏收之擅名河朔，柳虬之独步关右，王邵、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，诸葛颖、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，亦各一时也。概皇家之建国也，乃别置史馆，通籍禁门。西京则与鸾渚为邻，东都则与凤池相接。厥馆宇华丽，酒馔丰厚，得厕其流者，实一时之美事。
至咸亨年，以职司多滥，高宗喟然而称曰：“朕甚懵焉。”乃命所司，曲加推择，如有居其职而阙其才者，皆不得预于修撰。诏曰：“修撰国史，义存典实，自非操履忠正，识量该通，才学有闻，难堪斯任。切闻近日已来，但居此职，即知修撰，非唯编缉讹舛，亦恐漏泄史事。自今后宜遣史司，精简堪修史人，灼然为众所推者，录名进内。自余虽居史职，不得辄闻见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国史等之事。”由是史臣拜职，多取外司，著作一曹，始成虚设，凡有笔削，毕归于余馆。
始自武德，迄乎长寿，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，敬播以叙事推工，许敬宗之矫妄，牛凤及之狂惑，此其善恶尤著者也。又按晋令，著作郎掌起居集注，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。元魏置起居令史，每行幸䜩会，则在御左右，纪录帝言及宾客𬣱对。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，多以余官兼掌。
至隋，以吏部散官及校书、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，纳言监领其事。炀帝以为占有内史、外史，今既有著作，宜立起居，遂置起居舍人二员，职隶中书省。如庾自直、崔濬祖、虞世南、蔡允恭等，咸居其职，时谓得人。唐氏因之，又加置起居郎二员，职与舍人同。每天子临轩，侍立于玉阶之下，郎居其左，舍人居其右。人主有命，则逼阶延首而听之。退而编录，以为起居注。
龙朔中，改名左史、右史。今上即位，仍从国初之号焉。高祖、大宗时，有令狐德棻、吕才、萧钧、褚遂良、上官仪。高宗、则天时，有李安期、顾胤、高智周、张大素、凌季友。斯并当时得名，朝廷所属也。
夫起居注者，编次甲子之书，至于策命、章奏，封拜、薨免，莫不随事记录，言惟详审。凡欲撰帝纪者，皆因之以成功。即今为载笔之别曹，立言之贰职，故略述其事，附于斯篇。
又按诗“弼风静女”之三章，君子取其彤管。夫彤管者，女史记事，规诲之所搦也。古者人君外朝则有国史，内朝则有女史。内之与外，其任皆同。故晋献惑乱，骊姬夜泣，床第之私，房中之事，不得掩焉。楚昭王䜩游，蔡姬，许从孤死矣。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？
至汉武帝时，有禁中起居注，明德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。凡斯著述，似出宫中，求其职司，未闻位号。隋世王邵上疏，请依古法，复置女史之班，具录内仪，付于外省”。文帝不许，遂不施行。
大抵自古史官，其沿革废置如此。夫仲尼修春秋，公羊高作传。汉、魏之陆贾、鱼豢，晋、宋之张璠、范晔，虽身非史职，而私撰国书，若斯人者，有异于是，故不复详而录之。
夫为史之道，其流有二。何者？书事记言，出自当时之简；勒成删定，归于后来之笔。然则当时草创者，资乎博闻实录，若董狐、南史是也；后来经始者，贵乎隽识通才，若班固、陈寿是也。必论其事业，前后不同，然相须而成，其归一揆。
观夫周、秦已往，史官之取人，其详不可得而闻也。至于汉、魏已降，则可得而言，然多窃虚号，有声无实。按刘、曹二史，皆当代所撰，能成其事者，盖唯刘珍、蔡邕、王沉、鱼豢之徒耳。而旧史载其同作，非止一家，如王逸、阮籍，亦预其列。且叔师研寻章句，儒生之腐者也；嗣宗沉湎曲糱，酒徒之狂者也。斯岂能措置时事，裁成国典乎？
而近代趋竞之士，尤喜居于史职，至于措辞下笔者，十无一二焉。既而书成缮写，则署名同献；爵赏既行，则攘袂争受。遂使是非无准，真伪相杂，生则厚诬当时，死则致惑来代。而书之谱传，以为美谈；载之碑碣，增其壮观。既而自历行事，称其所长，则云某代著某书，某年成某史，加封若干户，获赐若干段。诸如此类，往往而有。遂使读者皆以为名实相符，功赏相副。昔魏帝曰：“舜之事，吾知之矣。”此则效欤！
十一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