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通卷第一
内篇
自古帝王编述文籍，史言之备矣。古往今来，质文递变，诸史之作，不恒厥体。榷而为论，其流有六：一曰尚书家，二曰春秋家，三曰左传家，四曰国语家，五曰史记家，六曰汉书家。今略陈其义，列之于后。
尚书家者，其先出于太古。易曰：“河出图，洛出书，圣人则之。”故知书之所起远矣。至孔子观书于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乃删其善者，定为尚书百篇。孔安国曰：“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尚书。”尚书璇玑铃曰：“尚者，上也。上天垂文，以布节度，如天行也。”王肃曰：“上所言，下为史所书，故曰尚书也。”
推此三说，其义不同。盖书之所主，本于号令，所以宣王道之正义，发话言于臣下，故其所载，皆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。至如尧、舜二典，直序人事；禹贡一篇，惟言地理；洪范总述灾祥；顾命都陈丧礼，兹亦为例不纯者也。
又有周书者，与尚书相类，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，凡为七十二章。
上自文、武，下终灵、景，甚有明允笃诚，典雅高义；时亦有浅末恒说，滓秽相参，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至若职方之言，与周官无异；时训之说，比月令多同。斯百王之正书，五经之别录者也。
自宗周既殒，书体遂废，迨乎汉、魏，无能继者。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，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，昭法式，至于人理常事，不足备列。乃删汉、魏诸史，取其美词典言，足为龟镜者，定以篇第，纂成一家。由是有汉尚书、后汉尚书、汉魏尚书，凡为二十六卷。至隋秘书监太原王邵，又录开皇、仁寿时事，编而次之，以类相从，各为其目，勒成隋书八十卷。寻其义例，皆准尚书。
原夫尚书之所记也，若君臣相对，词旨可称，则一时之言，累篇咸载。
如言无足纪，语无可述，若此故事，虽脱略，而观者不以为非。爰逮中叶，文籍大备，必剪截今文，摸拟古法，事非改辙，理涉守株。故元舒所撰汉魏等篇，不行于代也。若乃帝王无纪，公卿缺传，则年月失序，爵里难详，斯并昔之所忽，而今之所要。如君懋隋书，虽欲祖述啇、周，宪章虞、夏，观其体制，乃似孔氏家语、临川世说，可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。故其书受嗤当代，良有以焉。
春秋家者，其先出于三代。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，目为夏殷春秋。孔子曰：“疏通知远，书教也；属辞比事，春秋之教也。”知春秋始作，与尚书同时。琐语又有晋春秋，记献公十七年事。国语云：“晋羊舌盻习于春秋，悼公使传其太子。”左传昭二年：“晋韩宣子来聘，见鲁春秋，曰：‘周礼尽在鲁矣。’”斯则春秋之目，事匪一家，至于隐没无闻者，不可胜载。又按竹书纪年，其所记事，皆与鲁春秋同。孟子曰：“晋谓之乘，楚谓之梼杌，而鲁谓之春秋，其实一也。”然则乘与纪年、梼杌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？故墨子曰：“吾见百国春秋。”盖皆指此也。
逮仲尼之修春秋也，乃观周礼之旧法，遵鲁史之遗文；据行事，仍人道；就败以明罚，因兴以立功；假日月而定历数，藉朝聘而正礼乐；微婉其说，隐晦其文；为不刊之言，著将来之法，故能弥历千载，而其书独行。
又按儒者之说春秋也，以事系日，以日繋月；言春以包夏，举秋以兼冬。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苟如是，则晏子、虞卿、吕氏、陆贾，其书篇第本无年月，而亦谓之春秋，盖有异于此者也。
至太史公著史记，始以天子为本纪，考其宗旨，如法春秋。自是为国史者，皆用斯法。然时移世异，体式不同，其所书之事也，皆言罕褒讳，事无黜陟。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，安得比于春秋哉？
左传家者，其先出于左丘明。孔子既著春秋，而丘明授经作传。盖传者，转也，转授经旨，以授后人。或曰：“传者，示也，所以传示来世。”按孔安国注尚书，亦谓之传。斯则传者亦训释之义乎？观左传之释经也，言见经文，而事详传内，或传无而经有，或经阙而传存。其言简而要，其事详而慱，信圣人之羽翮，而述者之冠冕也。
逮孔子云没，经传不作，于时文籍，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。
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，乃追采二史，撰为春秋后传。其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，至王赧入秦，又以秦文王之继周，终于二世之灭，合成卅卷。
当汉代史书，以迁、固为主，而纪传互出，表志相重，于文为烦，颇难周览。
至孝献帝，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，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。自是每代国史，皆有斯作，起自后汉，至于高齐。如张璠、孙盛、于宝、徐贾、裴子野、吴均、何之元、王邵等，其所著书，或谓之春秋，或谓之纪，或谓之略，或谓之典，或谓之志，虽名各异，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。
国语家者，其先亦出于左丘明，既为春秋内传，又稽其逸文，纂其别说，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事，起自周穆王，终于鲁悼公，列于春秋外传、国语，合为二十一篇。其文以方内传，或重出而小异。然自古名儒贾逵、王肃、虞翻、韦耀之徒，并申以注释，治其章句，此亦六经之流，三传之亚也。
暨纵横互起，力战争雄，秦兼天下，而著战国策。其篇有东西二周、秦、齐、燕、楚、三晋、宋、卫、中山，合十二国，分为三十三卷。夫谓之“策”者，盖录而不序，故即简以为名。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策谋，因谓之战国策。
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，乃引太史公所记，参其异同，删彼二家，聚为一录，号为春秋后语。除二周及宋、卫、中山，其所留者，七国而已。始自秦孝公，终于楚、汉之际，比于春秋，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。
始衍撰春秋时国语，复撰春秋后语，勒成二书，各为十卷。今行于世者，唯后语存焉。按其书序云：“虽左氏莫能加。”世人皆尤其不量力，不度德。寻衍之此义，自比于丘明者，第谓国语非春秋传也。必方以类聚，岂多嗤乎？
当汉氏失驭，英雄角力，司马彪又录其行事，因为九州春秋，州为一篇，合为九卷。寻其体统，亦近代之国语也。
自魏都许、洛，三方鼎峙；晋宅江、淮，四海幅裂。其君虽号同王者，而地实诸侯。所在史官，记其国事，为纪传者，则规模班、马，创编年者，则议拟荀、袁。为是史、汉之体大行，而国语之风替矣。
史记家者，其先出于司马迁。自五经间行，百家竞列，事迹错揉，前后乖舛。至迁乃鸠集国史，采访家乘，上起黄帝，下穷汉武，纪传以统君臣，书表以谱年爵，合百三十卷。因鲁史观名，目之曰史记。自是汉世史官所续，皆以“史记”为名。迄乎东京著书，犹称汉纪。
至梁武帝，又敕其群臣，上自太初，下终齐室，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。
其书自秦以上，皆以史记为本，而别采他说，以广异闻。至两汉已还，则全录当时纪传，而上下通达，臭味相依。又吴、蜀二主皆入世家，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传。大抵其体皆如史记，其所为异者，惟无表而已。其后元魏济阴王晖业又著科录二百七十卷，其断限亦起自上古，而终于宋年。其编次多依放通史，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，共为一科，故以“科录”为号。皇家显庆中，符𡊑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，南起自宋，终于陈，北始自魏，卒于隋，合一百八十篇，号曰南、北史。其君臣流例，纪传群分，皆以类从，各附于本国。凡此诸作，皆史记之流也。
寻史记疆宇辽阔，年月遐长，而分以纪传，散以书表；每论家国一政，而胡越相悬；叙君臣一时，而参啇是隔，此为其体之失者也。兼其所载，多聚观记，时采杂言，使览之者事罕异闻，而语饶重出，此撰录之烦者也。
况通史以降，芜累尤深，遂使学者宁习本书，而怠窥新录；且撰次无几，而残缺遂多，可谓劳而无功，述者所宜深诫也。
汉书家者，其先出于班固。马迁撰史记，终于今上，自太初已下，阙而不录。班彪因之，演成后记，以续前篇。至子固，乃断自高祖，尽于王莽，为十二纪、十志、八表、七十列传，勒成一史，目为汉书。
昔虞、夏之典，商、周之诰，孔氏所撰，皆谓之“书”。夫以“书”为名，亦稽古之伟称；寻其创造，皆准子长，不为“世家”，改“书”曰“志”而已。
自东汉以后，作者相仍，皆袭其名号，无所变革，唯东观曰“记”，三国曰“志”。然称谓虽别，而体制皆同。
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，尚书记周事，终秦缪；春秋述鲁史，止定公，记年下逮于魏亡；史记唯论于汉始。如汉书者，究西都之首末，穷刘氏之废兴，包举一代，撰成一书，言皆精练，事甚该密，故学者寻讨，易为其功，自古迄今，无改斯道。
于是考兹六家，商榷千载。盖史之流品，亦既久废，所可祖述者，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。
史通卷第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