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礼篇目

武德初，朝廷草创，未遑制作，郊祀享宴，悉用隋代旧制。至贞观初，诏中书令房玄龄、秘书监魏征，礼官学士，修改旧礼，著吉礼六十一篇，宾礼四篇，军礼十二篇，嘉礼四十二篇，凶礼六篇，国恤礼五篇，总一百三十篇，分为一百卷。初，玄龄与礼官建议，以为月令蜡法，惟祭天宗，谓日月已下，近代蜡五天帝、五人帝、五地极，皆非古典，今并除之。神州者，国之所托，余八州则义不相及。近代通祭九州，今惟祭皇地，祇及神州，以正祀典。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、天子大射、告朔、陈五兵于太社、农隙讲武、纳皇后行六礼、四孟月读时令、天子上陵、朝庙、养老于辟雍之礼，皆周、隋所阙，凡增二十九件，余并依古礼。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献之，诏行用焉。

苏氏曰：五礼等威，三代沿革，盖上圣有作，情必备于吉凶；后世遵行，事岂变于文质。源清则流永，根正则苗长。我唐始基，刊定礼乐，去亡隋之繁杂，备前古之雅正，作万代法，成四海家，光阐皇猷，永固帝业。而修礼官不达睿旨，坐守拘忌，近移凶礼，置于末篇，斯为佞矣。房梁公、魏郑公庶务事殷，一心有限，虽统其事，无暇参详，为礼官所误。不然者，白圭无斯玷矣。暨乎永𡽪之初，再修典礼，遂删去国恤礼，以为预凶事，非臣子之所宜言，此又乖也。且礼凡即位后，有所谓岁一漆而藏之者，汉则三分租赋而一奉陵寝。周、汉之制，岂谬误耶？是正礼也。且东园秘器，曾不废于有司，国恤礼文，便谓预于凶事。何贵耳而贱目，背实而向声？有以见敬宗、义府之大佞也。

永𡽪二年，议者以贞观礼未备，又诏太尉长孙无忌、中书令杜正伦、中书侍郎李义府、中书侍郎李友益、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、太子宾客许敬宗、太常少𡖥韦琨、太常博士史道玄、符玺郎孔志约、太常博士萧楚材孙自觉贺纪等重加缉定，勒成一百三十卷，二百二十九篇。至显庆三年正月五日奏上之，高宗自为之序，诏中外颁行焉。至上元三年二月，敕五礼行用已久，并依贞观年礼为定。至仪凤二年八月，又诏：显庆已来，新修礼多不师古，其五礼悉宜依周礼行事。

开元十年，诏国子司业韦𬘺为礼仪使，专掌五礼。十四年，通事舍人王嵒疏请撰礼记，削去旧文，而以今事编之。诏付集贤院学士详议。右丞相张说奏曰：礼记汉朝所编，遂为历代不刊之典。今去圣久远，恐难改易。今之五礼仪注，贞观、显庆两度所修，前后颇有不同，其中或未折衷。望与学士等更讨论古今，删改行用。制从之。初令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、左拾遗李锐、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捡撰，历年不就。说卒后，萧嵩代为集贤学士，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成一百五十卷，名曰唐开元礼。二十九年九月，颁所司行用焉。

元和十三年八月，礼官王彦威集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至元和十三年五礼裁制敕格，为曲台新礼，上疏曰：臣闻礼之所始，及损益之文，布于前书，不敢悉数。开元中，命礼官大臣改撰新礼，五礼之仪始备。又按自开元二十一年已后，迄于圣朝，垂九十余年矣，法通沿革，礼有废兴，或后敕已更裁成，或当司别禀诏命，贵从权变，以就便宜。又国家每有礼仪大事，则命礼官博士约旧为之损益，修撰仪注，以合时变，然后宣行。即臣今所集开元已后至元和十三年奏定仪制，不惟与古礼有异，与开元仪礼已自不同矣。又捡修礼官故事，每详定仪制讫，则约文为之礼科，以移责于百司，又约之以供备，然后礼事毕举。礼科者，名数之总，与仪注相扶而行者也，阙一不可。臣今所集，备礼科之单复，具肃给之司存，欲使谒者赞引之徒，官长辟除之吏，开卷尽在，按文易征。其他五礼之仪式，或旧仪所不载，而与新创不同者，莫不次第编录。窃以圣朝于元和中集录，又曲台者，实礼之义，故名曰元和曲台新礼，并目录勒成三十卷，谨诣光顺门奉表以闻，伏乞裁下。从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