淳化志杂辩

甘泉县一，隶延安府。雍录：“古以甘泉名宫者三，秦之甘泉在渭南，一也；汉之甘泉在云阳县磨石岭上，二也；隋之甘泉在鄠县，三也。”长安志曰：“磨石岭山有甘泉。”十道志曰：“甘泉出石鼓西原，汉甘泉宫在山上，即秦林光宫旁也。此则取石鼓甘泉以名者也。隋宫在鄠县西南二十里，对甘泉谷。”秦之甘泉，史尝明言在渭之南。秦始皇本纪“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，复居甘泉宫”，徐广曰：“表云咸阳南宫也。”秦时咸阳跨渭南北，则此宫不在渭北之咸阳，而在渭南之咸阳也。又本纪曰始皇“诸庙及章台、上林皆在渭南”，已而更命为极庙，“自极庙道通郦山，作甘泉前殿。筑甬道，自咸阳属之”，则甘泉前后，必近上林，即鄠县也。由是观之，则秦之甘泉与隋之甘泉，正同一地，若秦之林光，至汉犹存。汉武元封二年，始即磨盘岭山秦宫之侧作为之宫，是为汉甘泉矣。孟康注郊祀志曰“甘泉，一名林光”，师古曰“汉于秦林光旁起甘泉宫，非一名也”，师古之说是也。元封二年以前史之所记，文、景皆尝临幸甘泉，而不曰甘泉，有宫可幸，当是秦之林光，远在磨盘岭上，不烬于火，而尚可用也。战国策范睢说秦王曰“大王之国，四塞以为固，北有甘泉谷，南带泾、渭，右陇、蜀，左关、阪”，夫雎指甘泉谷为秦北面之塞，即云阳县甘泉山也。甘泉山即车盘岭也，武帝虽别创甘泉一宫，而秦之林光如故也，则谓甘泉宫在林光宫旁者也。且武帝之为此宫也，不独以备游眺也，采信方士明庭之语，求以自通于仙，故增之又增之，如泰时，如仙掌露盘，及泰一诸画象尽在其上也。此山高出它山，南距长安已三百里，而□望见长安城堞，其上有通天台，云两悉在台下。自武帝后，山上宫殿台观略与建章相比，而百官皆有邸舍，故帝以五月避暑，八月乃归也。元和志曰：“当其登山，必自车箱阪而上，阪在云阳县西北三十八里，萦纡曲折，单轨𦂯通，上阪即平原宏敞，楼观相属也。其萦纡曲折，故名‘车盘’也。匈奴入寇，而烽火通甘泉、长安两地者，以人主时往甘泉，不敢主定其处，故烽火两通也。” 三辅黄图：“甘泉苑，武帝置。缘山谷行，至云阳三百八十里，入右扶风，周回五百四十里。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，有仙人观、石阙观、封峦观、𫛛鹊观、御宿苑，在长安城南。”又曰：“汉畿内千里，并京兆治之，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。”班固西都赋云“前乘秦岭，后越九嵏。东薄河、华，西涉岐、雍，宫馆所𢌁，百有余区”。秦离宫二百，汉武帝往往修治之。按此则甘泉宫，三辅故事所谓“北至甘泉、九嵏，南至长杨、五祚，连緜四百余里，通内外都城”而言也。　铜人。秦铸铜为长狄之象，始于秦世，汉亦仿铸，而又增大。三辅黄图：“甘泉宫通天台上有承露盘，仙人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。元凤间自毁，椽桷皆化为龙凤，随风两飞去。”此即甘泉之铜人也。三辅故事曰：“武帝铜露盘，承天露，和玉屑服之，欲以求仙。”班固西都赋曰：“抗仙掌以承露，擢双立之金茎。轶埃𭏦之混浊，鲜颢气之清英。”张衡西京赋曰：“立修茎之仙掌，承云表之清露。屑琼蕊以朝餐，必性命之可度。”按凡此记此赋，皆指武帝所铸捧盘承露也。魏略曰：“明帝景初元年，徙长安钟虡、骆驼、铜人、承露盘，盘折，铜人重不可致，留于霸城。”又汉魏春秋曰：“明帝徙盘，盘折，声闻数十里。金狄或泣，因留于霸城。”故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叙云：“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，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，欲立置前殿。宫官既折盘，仙人临载，乃潸然泣下。”其歌曰：“魏宫车指千里，东关酸风射眸子。空将汉月出宫门，忆君清泪如铅水。衰兰送客咸阳道，天若有情天亦老。携盘独出月荒凉，渭城已远波声小。”辩曰：“魏方来徙，人存而盘已折，则承露之具不全，魏人安肯载之以东也？至谓铜人就载泣下，则怪之又怪者也。李贺所言，又并此而加怪焉者也。贺之诗辞曰‘衰兰送客咸阳道’，又曰‘渭城已远波声小’，咸阳、渭城皆在渭北，若铜人自此地徙移，期必自甘泉来。甘泉铜盘元凤间口已摧毁，虽其椽桷亦化龙凤。则汉明之世，已无铜人可徙，而况能及曹魏也乎？则谓携盘而出，咸阳、渭城者又谬也。况魏明帝青龙之五年已自改为景初元年，则魏世自无青龙九年，贺之说出于妄信，益可见矣。又况人盘力重，长乐正在平地，徙之尚折，甘泉山高险，一名车盘，为其不可直度，而须迂向取径，若车盘然，此之铜人，岂可全体移载也哉？又汉武所铸，如飞廉、龙马之属，汉明帝皆尝迎而取之，其人力可胜者，已遂致之洛都矣，独金狄重不可前，乃遂弃诸霸城而已。然则移徙铜人者，乃汉之明帝，而非魏之明帝也。魏略所言，正是误认汉明以为魏明，世□随而和之，不足凭矣。世人但见魏明创铸二狄，故并移弃霸城者而归之魏明也。若谓汉明时已尝补铸，则董卓先在东都，凡其龙马，皆尝取之以为钱材，决不肯毁小而存大，此自可以意逆也。”　祭天金人。匈奴传曰：“霍去病出陇西，过焉耆千余里，得匈奴祭天金人。”师古曰：“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，即佛像是其遗法也。”按今世佛像，不问范金捏土采绘，而其像通身黄色，则皆本诸铸金也。武帝既得此像，遂收而祠诸甘泉，以其得自休屠分地之内，故繋之休屠也，汉志谓冯翊云阳有休屠祭天金人者是也。云阳县者，甘泉宫地也。休屠已降，而为浑邪王所杀，武帝嘉其向己，遂并与金像而尊之，既已祠诸甘泉，又取休屠王列之典祀，而名之以为路径神也。见祀郊志。日䃅者，休屠太子也。武帝以其父故而宠养之，赐姓曰金，则又本之金像也。已而日䃅之母死，帝画其像于甘泉，而题之曰休屠王阏氏也。夫惟宝其像，祠其父，姓其子，□其母，直皆以其来降而尊异之也，自此以外，史无他门也。班因，汉人也，具著其实，首尾如此之详。至曹魏时，孟康注释汉志，始曰匈奴祭天处在云阳县甘泉山下，秦夺其地，后徙其像于休屠右地，而又为去病所获也。自此说既出，而晋史、隋史亦皆据信，入之正史。予以世次先后考之，未敢遂以为然也。右休屠金人及径路神祠之辩。　杜佑曰：“冒顿以秦二世元年自立，击走月氏，则是秦二世已前月氐之地未为匈奴所有，休屠未得王典其地，安能徙像以置而不为月氏所郤也？“则谓避秦而徙休屠右地者，理之必不可者也。则孟康之语，显为无据，不待多求矣。若夫金像之所自来，则于是有考，而非避秦以徙之谓也。张骞传曰：“月氐者，墩煌、祁连间一小国也。”炖煌，沙州也；祁连，天山也，本皆月氏地也。沙州、天山之间有城焉，名为昭武，昭武者，即佛之号释迦弃其家而从佛之地也。月氏既为匈奴所破，则逐散窜乎葱岭之西，为十余国，凡冠昭武为姓者，皆塞种也。塞则“释”声之讹者也。此地兴崇释教，而月氏国焉，故金像遂在其地，而为去病所得也。用向说以为主执，而云自秦地而徙之月氏也。右辩甘泉非匈奴祭天之处，秦未尝夺其地，其金人乃自休屠右地移徙来者，非自甘泉而徙去也。　扬雄甘泉赋曰“翠玉木之青葱兮，璧马犀之璘㻞”，左思讥之曰：“果木生非其壤，于义虚而无证也。”李善引汉武故事则曰：“上起神屋，前庭植玉木，珊瑚为枝，碧玉为叶。”若如所言，则是木也，盖用珊瑚碧玉装饰为之，其谓“翠而青葱”，皆状碧玉之色而已，非真有是木根著其地也。至黄图则又有异矣，曰：“甘泉谷北岸有槐，今为玉木，根干盘峙，三二百年木也。”十道志所记亦同，杨震关辅古语云：“耆老相传，咸以为此木即扬雄之谓‘玉木青葱’者也。”详此二说，又直谓木本槐也，而名之以为玉木焉耳。予即本赋上下文求之，则雄指殆可类推也，曰“壁马犀之璘㻞”，则非有真马真犀也，真以璧玉刻为其形焉耳，世固无壁马璧犀也。又曰“金人屹以承虡”者，虡，钟也，则比木虡加珍矣，故夸之以见其盛也。于是合三者言之，则王也，璧也，金也，实非土毛，而皆假物为之，则汉武故事所著，大为可据也。若指其木以为槐，亦自一时所见，然槐叶望秋先零，不贯四时，其碧不长，恐非雄之所夸也。　铸鼎荆山，即嵯峨山，其山阳为鼎州，其南为湖县，其西为冶谷，皆黄帝铸鼎之证。帝王世纪曰：“黄帝铸鼎于荆山，鼎成，崩于荆山之阳。”长安志载嵯峨山事曰：“黄帝铸鼎此山，今河南阌乡有鼎湖驿，亦传为黄帝崩处。”然荆山既有鼎州、湖县、冶谷及仙里、仙发诸村，则鼎成仙去之迹甚明。而阌乡无他左证，况桥陵去此地近，当以世纪为是。又史载黄帝铸鼎于荆山，今山阳有鼎州，则此山为黄帝铸鼎所在，帝时名荆山也。按禹贡“导岍及岐，至于荆山”，今岐山东惟峨山为大，禹纪事乃略其大而详其细，不记其山而叙其麓，有是理也。又按宋敏求云阳志曰：“嵯峨一名巀孽山，又名慈峨山。”四臣郡县图记曰：“山顶有云气即雨，人以为候。昔黄帝铸鼎于此山。”观此则此为荆山，其证甚明。诸儒以富平为荆山者，信误矣，误矣！又按仙去之说，犹言宾天云耳，由秦皇、汉武好仙，方士欲售其术，故以黄帝为乘龙上天，此妄诞无稽之语也。后人不察，以为实事，殊不知天一日而旋一周，朝在九霄之上，则夕在九泉之下，其运转之疾，无可比方。人坐车轮而运于地者，顷刻晕眩，乃运于天之上，其能生耶？右升仙之辩。梨园。在光化门北。光化门者，禁苑南面西头第一门，在芳林、景𬺟门之西也。中宗令学士自芳林门入，集于梨园，分朋拔河，则梨园在太极宫西禁苑之内矣。开元二年，置教坊于蓬莱宫，上自教法曲，谓之“梨园弟子”。至天宝中，即东宫置宜春北苑，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。即是梨园者，按乐之地，而预教者名为弟子耳，凡蓬莱宫、宜春院，皆不在梨园之内也。上素晓音律，时有李龟年、贺怀智皆能以伎闻，安禄山献白玉箫管数百事，皆陈于梨园，自是音响绝不类人间。此之玉箫所陈者，乃始正在梨园也。长安志又曰：“文宗幸北军，因幸梨园，又令太常卿王涯取开元雅乐，选乐童按之，名曰云韶乐。乐成，献诸梨园亭，帝按之会昌殿。”此之会昌殿也者，即在梨园中矣。右梨园弟子之辩。　歧阳石鼓。元和志曰：“石鼓文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。”周太王之都，秦雍县，汉右扶风，唐天兴县。石形如鼓，其数盈十，盖记周宣王田猎之事，即史籀之迹也。今武帝祠有石鼓，文多剥落，其可辩者，惟魏文帝太和六年，乃宋顺帝升明元年也。有“艾经、艾程、邑士夫敬谒，政和六年”“尹天觉、张光、李法、石彦政、种浩率胡临宰王仲武、簿张仲恭、尉步子厚、寄居刘直道，缘仲秋捡踏屯田恭谒武帝庙畤，孝昌乙卯乃梁武帝大同元年也，十月三日”等字样。按此皆南渡以后登临姓名，其所谓“石鼓西原”者，盖以形言，而非歧阳之石鼓也。右石鼓西原之辩。　蔡邕独断曰：“天子出，车驾次第谓之卤簿。有大驾、小驾，有法驾。大驾祠天，于甘泉备之，百官有其仪注，名曰甘泉卤簿，中兴以来希用之。”案邕此记，则惟郊天甘泉乃是大驾，大驾行则公卿皆从，若用法驾已下，则公卿不从矣。若夫汉昭仪之谓法从者，虑卤薄中有从宫焉，人或非之，故立为之名，而曰法从也，言天子在行，则其宫贵皆当以法得从也。扬雄见之，果设却妃之讽，则其预立此名，盖以自文，本非公卿扈行正语也。右昭仪法从之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