盐课

　浙滨海而盐策兴。汉初，吴王濞置司盐校尉于马嗥城，以煮海富。武帝时，始置盐官，法母得私鬻。孙吴置司法都尉，权其利。唐置盐铁使，设场监于湖、越、杭州，岁得钱累十万𦈏。宋置都大发运使，及提举官，设盐场于杭、秀、明、温、台五州，令商人输刍粟得盐。南渡后，属漕司。元置两浙都转运盐使。至元十四年，置司杭州。犬德三年，置盐场于浙东、西。至正二年，置捡校批验所四于杭、嘉、绍、温、台。　国朝仍置都运司，专掌盐政，增置嘉兴、松江、宁绍、温、台四分司，督盐课。又置宁波批验所，而分温台批验所为二，掌掣挚。又置盐课司于盐场，隶都运司者二，曰：仁和、许村。隶嘉兴分司者五，西路、鲍郎、芦沥、海沙、横浦。隶松江分司者五，曰浦东、袁浦、青村、下沙、青浦。隶宁绍分司者十五，曰：西兴、钱清、三江、曹娥、石堰、鸣鹤、龙头、清泉、长山、穿山、大嵩、玉泉、昌国、岱山、芦花；隶温台分司者八，曰长亭、杜渎、黄岩、长林、永嘉、双穗、天富南监、天富北监。场立官一人，大者二人，团立总催十人。凡为场三十五，为团五百有一，为丁七万四千四百四十有六。丁皆给滩荡，授煮器，率办盐一引，官给工本米石，引四百觔，岁得盐二十二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引三百四十九觔二两。洪武十七年，易工本米以钞，引二贯五百文。二十三年，改办小引，丁岁十六引，盐工丁八引，余工丁四引，引二百觔，岁得盐四十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九引一百四十九觔二两。边商中盐者，每大引输银八分，官给引目，支盐于场，率小引二而当大引一，引耗五觔，各为袋场，截其引角一而归之，已告验于运司，截引角一，已掣挚于批验所，又截引角一。盐过二百有五觔者，没其余。已鬻于限地，南止温处，西止徽信，北至镇江，西北止广德。其地之吏又截引角一，乃反引于官　司，诘禁如律。二十七年，复灶户杂役有差。永乐初，改令边商每大引输米二斗五升，或粟四斗，边量米粟贵贱，道理近远险易，以为引目。正统二年，亻岱山芦花场于大嵩场。三年，遣御史巡督盐课，改令边商兼中淮。浙盐，淮盐十八，浙十二，淮盐输米麦，浙盐得输杂粮。又用侍郎周忱议，以灶去场三十里者为水乡灶户，不及三十里者为滨海卤，下水乡丁岁出米六石，给滨海丁代煎。四年，复灶户税粮毋远运。五年，并昌国场于穿山，添设下沙二场。三场置场官，岁办盐课，率以十八给商之守支者，曰“常股”，二贮场仓。

候边乏召中，曰“存积”。价存积重，常股轻。十四年，增存积盐为十四。景泰元年，遣侍郎清理盐法，改令水乡灶丁岁输米六石贮场仓，官为给滨海灶。又增存积盐为十六。三年，罢巡盐御史咨，复遣。六年，运司同知黄彪疏罢水乡输米，仍煎盐。成化五年，户部疏令水乡灶丁岁办盐二引以上者，输米四石，三引以上者，米六石，并故所得草场，仍给滨海灶代煎。七年，定存积为十四，常股十六。十年，巡抚右副都御史刘敷以滨海逋课累水乡，疏改水乡盐引折银三钱五分，场各输于其长，运司会而输诸户部，备边用。十二年，诏核水乡荡价解运司。二十年，御史林诚以廒盐多耗，疏令滨海灶盐并许输半价，浙西引三钱五分，浙东引二钱五分，岁十月输京师。二十一年，增边商浙盐价，每大引输银一钱六分。松江府知府樊莹疏请“以荡价抵水乡课盐之半，立荡户收之，余半于各县秋粮加耗余米带征，而丁尽归有司应民役”。弘治元年，侍郎彭韶疏减滨海折半盐价，浙西引输银三钱，浙东引一钱七分五厘。二年，疏鬻两浙余盐，引价一钱四分。又疏减水乡岁课，引输银三钱，滨海岁课常股引输银一钱五分，存积输盐如故。三年，御史张文疏，令滨海灶丁去场三十里内者煎办，三十里外者输银视水乡，浙西引三钱，浙东引二钱。十二年，御史蓝章增余盐价，引一钱八分。都御史王琼、御史邢昭继增之，引价二钱。正德六年，增边商浙盐价，每大引输银一钱八分。八年，减余盐价，引仍一钱八分。九年，御史师存智疏，请以本色引盐即于两浙开中，引价三钱，盐贵则稍昂其直。批验所割没余盐，亦遂与商，听输价。嘉兴批验所引五钱，温州二钱，绍兴四钱，杭州四钱五分。岁输于户部。凡商盐、余盐及包束，不得过三百斤，违者没入之。

嘉靖六年，增边商浙盐价，每大引输银四钱。七年，御史王朝用疏，令滨海折色盐、水乡灶盐引输银二钱三分七厘贮运司，而以二钱给商买盐，曰“买补”。三分七厘暨诸割没余盐价银，仍输于京师。十一年，户部疏减甘肃浙盐价，每大引输银三钱。御史李磐疏，均两浙给出买补盐数，东西各九万九千三十引，其在温、台者，兼支二万六千八十五引，派如故。今为盐场三十有五，团五百有一，丁一十六万五千五百七十有四，率二人而输一人之课。滨海本色盐岁二十一万三千二十二引七十九斤二两有奇，中为存积盐八万五千二百八引一百九十一斤十两有奇，常股盐一十二万七千八百一十二引二百八十七斤七两有奇，折色盐岁一十二万七千三百四引一百八十三斤十五两有奇，为银三万一千七百六十六两七钱有奇，中为给商银二万五千四百七十两一钱三分有奇，解京银六千二百九十六两五钱七分有奇。水乡折色盐岁十万四千四百四十二斤八十五斤十五两有奇，为银二万九千一百八十三两二钱九分有奇，中为给商银二万八百八十八两四钱八分有奇，解京银八千二百九十四两八钱一分有奇。草荡价银岁八千八百七十七两六钱九分有奇。余盐银以称掣多寡为筭，无定额。通志论曰：“尝谓义以生利，利以和义，故为政上者利民，其次不与民争毫末之利，以致大利，下者务自利。予读汉食货志，观所称太公立圜法，管仲权轻重，周景王更铸大钱，退而考盐法之颠末，未尝不用怃然也。夫盐之为利，固王者所与百姓共也。谋国者以为加赋于畎亩，不若取财于川泽，是故不得已专之。顾其始也，一引之直为粟数斗，而其后或三倍焉。夫直廉则市者众，市者众则粟常积，故官无转输之劳，无寇抄之虑，而诸边富强。直高则趋利者不赴，趋利者不赴则粟常乏，故金币积于内帑，而塞下不得食。转输寇抄，官以为任，而商不与其忧。其在缘海盐积而不售，窃贩鬻以自给，则私盐之盗起。夫此岂非与民争毫末之利，遂以失大利哉？是故王者不言利，非恶利也，知害之有重于利也。”商利之臣，其言非不可听也，其在目前非不足以为快也，然而其究未有能利者也。孟子曰：“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”。呜呼！可与语仁义者，斯能明利害之实也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