漕运

汉。

隋。

焲帝。

唐。

代宗。

德宗。

皇明。

按西安之境，曰郑、白，曰六辅渠者，皆秦、汉时所凿；曰龙首，曰通济渠者，赵宋及我皇明时所凿。此外南山诸谷之水多流而入渭，倘皆自山麓凿而为渠，以溉稻及禾，则东西千里尽为沃壤，又何旱熯足患之有？又诸边与虏壤相接，有河有湟，地平而水多，为沟为洫，以灌以溉，则隄防逾于城隍，收获易于转输。馈饷省，金汤设，外靖而内安矣。旧唐书·食货志：开元十八年，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曰：“江南户口稍广，仓库所资，惟出租庸，更无征防。缘水陆遥远，转运艰辛，功力虽劳，仓储不益。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，本州正二月上道，至扬州八斗门，即逢水浅，已有阻碍，须畹一月已上。至四月已后，始渡淮入汴，多属汴河乾浅，又般运停畹，至六七月始至河口，即逢黄河水涨，不得入河。又须停一两月，待河水小，始得上河。入洛即漕路乾浅，船艘隘闹，般载停滞，备极艰辛。计从江南至东都，停滞日多，得行日少，粮食既皆不足，欠折因此而生。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，皆转顾河师水手，更为损费。伏儿国家旧法，往代成规，择制便宜，以垂长久。河口元置武牢仓，江南船不入黄河，即于仓内便贮。巩县置洛口仓，从黄河不入漕洛，即于仓内安置。爰及河阳仓、柏崖仓、太原仓、永丰仓、渭南仓，节级取便，例皆如此。水通则随近运转，不通即且纳在仓，不滞远船，不忧久耗，比于旷年长运，利便一倍有余。今若且置武牢、洛口等仓，江南船至河口，即却还本州，更得其船充运，并取所减脚钱，更运江、淮变造义仓，每年剩得一二百万石。即望数年之外，仓廪转加。其江、淮义仓，下湿不堪久贮，若无船可运，三两年色变，即给贷费散，公私无益。”疏奏不省。至二十一年，耀卿为京兆尹，京师雨水害稼，榖价踊贵，玄宗以问，耀卿奏称：“昔贞观、永徽之际，禄廪未广，每岁转运不过二十万石便足。今国用渐广，漕运数倍，犹不能支。从都至陜，河路艰险，既用陆运，无由广致。若能兼河漕，变陆为水，则所支有余，动盈万计。且江南租船，候水始进，吴人不便漕挽，由是所在停留，日月既淹，遂生窃盗。臣望于河口置一仓，纳江东租米，便放船归。从河口即分入河、洛，官自顾船载运。三门之东，置一仓。三门既水险，即于河岸开山，车运十数里。三门之西，又置一仓，每运至仓，即般下贮纳，水通即运，水细便止。自太原仓溯河，更无停留，所省钜万。前汉都关中，年月稍久，及隋亦在京师，缘河皆有旧仓，所以国用常赡。”上深然其言。至二十二年八月，置河县阴及河阴仓、河西柏崖仓、三门东集津仓、三门西盐仓。开三门山十八里，以避湍险。自江、淮而溯鸿沟，悉纳河阴仓。自河阴送纳含嘉仓，又送纳太原仓，谓之北运。自太原仓浮于渭，以实关中。上大悦。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江淮、河南转运都使；以郑州刺史崔希逸、河南少尹萧炅为副。凡三年，运七百万石，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。旧制，东都含嘉仓积江淮之米，载以大舆而西，至于陜三里百，率两斛计佣钱十，此耀卿所省之数也。明年，耀卿拜侍中，而萧炅代焉。二十五年，运米一百万石。二十九年，陜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以通运，辟三门巅，输岩险之地，俾负索引舰，升于安流，自齐物始也。天宝三载，韦坚代萧炅，以浐水作广运潭于望春之东，而藏舟焉。顺治十七年八月，御史高□□疏言：当年蜀省初辟，地荒民逃，大兵云集，粮饷为急。故议岁发银两于秦之汉、巩等属招买粮米，运送略阳，转输川北，为进取之资。每米一仓斗价银一钱三分，运价银一钱五分。各府州县距略近者数百里，远者不下千里。其间山径崎岖，车载难行，多用驴运，每壮驴一头止驮五斗。穷民肩荷不过二斗有余，跋涉长途，苦楚万状，方得抵略交仓。盘费数斗，始完粮一斗。大约往返月余，皮骨消磨殆尽，至饥寒老弱病死中途者，年来不知凡几矣。以秦民如此之难，然仅达略阳耳。自略阳以及保宁，又经千里，虽设有营将督理运事，而挽船水夫仍用秦蜀之民，至由保宁复运重庆，又经二千余里。船则官船，水手、水夫实皆派取百姓，计每运米一船，用水手二名，每名工食银十三四两不等，水夫六名，每名工食银十二三两不等。凡此皆里下私相帮贴，控诉无门者。夫川北州县罹灰烬之后，只此一事，每岁运至四五次，赔累至千百两。苟有济于兵食，民苦亦所不辞，然仓米屡经船载，浥烂陈朽，半不堪尝。散给兵丁，率贱鬻于市，买应口熟食为一时充肠之计。是以有用之金钱，填无益之溪壑，无怪乎两省岁岁转输，而川兵时时困乏也。宋郑文宝，字仲贤，父彦华，为千牛卫大将军。灵州为继迁所困，文宝议以银、夏斥卤不毛，利在青白盐，请禁陜西勿市而食河东盐，以困继迁。乃诏陜西敢市夏盐者抵死。数月，民犯者众，戎人乏食，益寇边，屠小康堡，属族羌万余亦叛。河东商贩少利，率南出唐、邓、襄、汝，罕之陜，民无食盐。乃命知制诰钱若水驰视，悉弛禁，使仍市戎盐，乃定。

戎盐，今花马池大小盐池也。宋人不能禁诸境外，而今顾禁诸境内，凤、汉之民是以乏盐，而冒禁私贩者众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