容斋三笔卷第一

晁景迂经说

景迂子晁以道，留意六经之学，各著一书，发明其旨，故有易规、书传、诗序论、中庸、洪范传、三传说。其说多与世儒异，谓易之学者，所谓“应” 、所谓“位” 、所谓“承乘” 、所谓“主”，皆非是。大抵云系辞言卦爻象数、刚柔变通之类非一，未尝及初应四、二应五、三应六也。以阳居阳、以阴居阴为得位，得位者吉；以阳居阴、以阴居阳为失位，失位者凶。然则九五、九三、六二、六四俱善乎？六五、六三、九二、九四俱不善乎？既为有应无应、得位不得位之说，而求之或不通，则又为承乘之说，谓“阴承阳则顺，阳承阴则逆；阳乘柔则吉，阴乘刚则㓙”，其不思亦甚矣。又必以位而论中正，如六二、九五为中且正，则六五、九二俱不善乎？初、上、三、四求不得，用中乎？卦各有主，而一槩主之于五，亦非也。其论书曰：“予于尧典见天文矣，而言四时者不知中星”。禹贡敷土治水，而言九州者不知经水。洪范性命之原，而言九畴者不知数。舜于四凶以尧庭之旧，而流放窜极之；穆王将善其祥刑，而先丑其耄荒；汤之伐桀出不意，而夺农时。文王受命为僭王，召公之不说类乎无上；太甲以不顺伊尹而放，群叔才有流言而诛；启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，盘庚行劓殄之刑而迁国；周人饮酒而死，鲁人不板干而屋诛。先时不及时而杀无赦，威不可讫，老不足敬，祸不足畏，凶德不足忌之类。惟此经遭秦火煨烬之后，孔壁朽折之余，孔安国初以隶篆推科斗，既而古今“丈”字错出，东京乃取正于杜林，传至唐，弥不能一。明皇帝诏卫包悉以今文易之，其去本几何其远矣。今之学者尽信不疑，殆如手授于洙泗閒，不亦惑乎？论尧典中星云：“于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，昏毕见者，孔氏之误也。岂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閒毕见者哉？此实春分之一时，正位之中皇，非常夜昏见之中星也。于夏至而东方角、亢七宿合，昏毕见者，孔氏之误也。岂有七宿七十七度，而于一夕閒毕见者哉？此夏至一时之中星，非常夜昏见者也。秋分、冬至之说皆然。凡此以上，皆晁公之说，所辩圣典，非所敢知。但验之天文，不以四时，其同在天者，常有十余宿，自昏至旦，除太阳所舍外，余出者过三之二，安得言七宿不能于一夕閒毕见哉？盖晁不识星，故云尔。其论诗序云：“作诗者不必有序，今之说者曰序与诗同作，无乃惑欤？且逸诗之传者，岐下之石鼓也，又安睹序邪？谓晋武公盗立，秦仲者石勒之流，秦襄公取周地，皆不应美。文王有声为继伐，是文王以伐纣为志，武王以伐纣为功。庭燎、沔水、鹤鸣、白驹，箴、规诲、刺，于宣王，则云汉、韩奕、崧高、烝民之作妄也。未有小雅之恶如此，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。谓子衿、候人、采绿之序骈。蔓无益，樛木、日月之序为自戾，定之方中、木瓜之序为不纯，孟子、荀卿、左氏、贾谊、刘向、汉诸儒，论说及诗多矣，未尝有一言以诗序为议者，则序之所作晚矣。”晁所论是否亦未敢辄言，但其中有云：“秦康公隳穆公之业，日称兵于母家，自丧服以寻干戈，终身战不知已。而序渭阳，称其“我见舅氏，如母存焉”，是果纯孝欤？陈厉公弑佗代立，而序墓门责佗“无良师傅”，失其类矣。”予谓康公渭阳之诗，乃赠送晋文公入晋时所作，去其即位十六年，衰服用兵，盖晋襄公耳，传云“子墨衰绖”者也。康公送公子雍于晋，盖徇其请，晋背约而与之战，康公何罪哉？责其称兵于母家则不可。陈佗杀威公太子而代之，故蔡人杀佗而立厉公，非厉公罪也。晁诋厉以申佗，亦为不可。其论三传，谓杜预以左氏之耳目，夺夫子之笔削，公羊家也。之舛杂，而何休者又特负于公羊。惟榖梁晚出，监二氏之违畔而正之，然或与之同恶，至其精深远大者，真得子夏之所传。范宁又因诸儒而博辩之，申榖梁之志，其于是非亦少公矣。非若杜征南一切申传，汲汲然不敢异同也。此论最善。然则晁公之于群经，可谓自信笃而不诡随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