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吕子约

自顷承书，有专介存问之约，日望其至。忽得郭希吕书，闻尝感疾不轻，甚以为虑，而无从附问，但切悬情。前日使至，忽领手书，未及发视，亟问来人，知己无他，忧疑顿释。既而细读，乃审向来疾证，诚亦可畏，今幸平复，而又自能过意调摄，尤副所望。比日窃惟体候益佳健矣。但来书以为劳耗心力所致，而诸朋友书亦云读书过苦使然，不知是读何书？若是圣贤之遗言，无非存心养性之事，决不应反至生病，恐又只是太史公作祟耳。孟子言学问之道，惟在“求其放心”，而程子亦言“心要在腔子里”。今一向耽著文字，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，更不知有己，便是个无知觉、不识痛痒之人，虽读得书，亦何益于吾事邪？况以子约平日气体不甚壮实，岂可直以耽书之故，遂忘饥渴寒暑，使外邪客气得以乘吾之隙？是岂圣人谨疾、孝子守身之意哉？今既能以前事为戒，凡百应酬，计亦例加节啬。然区区之意，于此犹不能忘言，更祝深以门户道学之传为念，幸甚幸甚！枉尺直寻，素未尝以此奉疑也。但见顷来议论一变，如山移河决，使学者震荡回挠，不问愚智，人人皆有趋时狥势、驰骛功名之心，令人忧惧，故不得不极言之。盖非独为子约惜，实为伯恭惜，又重为正献、荥阳诸公惜也。汉、唐本体，只是智力，就中有暗合处，故能长久。如此言之，却无过当。但若讲得圣门学问分明，则此固无足言者。而王道正理未尝一日而可无者，亦不待引此然后为有征也。设若接引下根，亦只须略与说破，仍是便须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，方是圣贤立教本指。今乃深入其中，做造活计，不惟不能救得他人，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，岂不误哉？陈正己书来，说得更是怕人。今录所答渠书去幸一观，此尤可为叹息也。“仁”字之说，论之愈详，愈觉述昧。然窃恐所谓“抵就发用之端而言，则无由见仁之本体”，只此一句，便是病根也。盖孟子论仁，虽有恻隐、人心之殊，程子于此亦有偏言、专言之别，然若实于恻隐之偏言处识得此人心专言者，其全体便可见。今只为于此认得不真，故不能有以识其全体，乃欲广大其言，以想象而包笼之，不知言愈广大，而意愈不亲切也。程子之言，惟“榖种”一条最为亲切，而“非以公便为仁”者，亦甚缜密。今乃反皆不认，而必以易传偏旁赞叹之言为直解字义，则不惟不识仁，亦错看了易传矣。“克己复礼”，前说已得之，却是看得不子细，误答了。今承再喻，愈详密无疑矣。

“浩然之气”一章，恐须先且虚心熟读孟子本文，未可遽杂他说。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，却取诸先生说之通者，错综于其间，方为尽善。若合下便杂诸说混看，则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，不成理会道理矣。近日经说多有此弊，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，又著一尊畏前辈、不敢违异之心，便觉左右顾瞻，动皆窒碍，只得曲意周旋，更不复敢著实理会义理是非、文意当否矣。夫尊畏前辈，谦逊长厚，岂非美事？然此处才有偏重，便成病痛，学者不可不知也。又“非义袭而取之”句内，亦未见外而寻义理之意，请更详之。横渠先生言：观书有疑，当且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。此法最妙。

凡言易者，多只是指蓍卦而言。蓍卦何尝有思有为？但只是扣著便应，无所不通，所以为神耳，非是别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。曾子告孟敬子三句，不是说今日用功之法，乃言平日用功之效。如此看得，文义方通。来喻紏纷，殊不可晓也。

“不知其仁”之说，恐未安。且未论义理，只看文势，已自不通。若更以义理推之，尤见乖戾矣。盖知自是知，仁自是仁，孔门教人，先要学者知此道理，便就身上著实践履，到得全无私心，浑是天理处，方唤作仁。如子路诸人，正为未到此地，故夫子不以许之，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。若谓未知者做得皆是，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，则诸人者又恐未能所为皆是，固未暇责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