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胡伯逢

昨承喻及“知仁”之说，极荷开晓之详，然愚意终觉未安。来谕大抵专以自知自治为说，此诚是也。然圣人之言有近有远，有缓有急，论语一书，言知人处亦岂少耶？大抵读书须是虚心平气，优游玩味，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，然后随其远近、浅深、轻重、缓急而为之说，如孟子所谓“以意逆志”者，庶乎可以得之。若便以吾先入之说横于胸次，而驱率圣贤之言以从己意，设使义理可通，已涉私意穿凿，而不兑于郢书燕说之诮，况又义理窒碍，亦有所不可行者乎？窃观来教所谓“苟能自省其偏，则善端已萌，此圣人指示其方，使人自得，必有所觉知，然后有地可以施功而为仁”者，亦可谓非圣贤之本意，而义理亦有不通矣。熹于晦叔、广仲书中论之已详者，今不复论，请因来教之言，而有以明其必不然者。昔明道先生尝言：“凡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，惟怒为甚。能于怒时遽忘其怒，而观理之是非，亦可以见外诱之不足恶，而于道亦思过半矣。”若如来教之云，则自不必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，第即夫怒而观夫怒，则吾之善端固已萌焉，而可以自得矣。若使圣贤之门已有此法，则明道岂故欲舍夫径捷之涂，而使学者攴离迂缓以求之哉？亦以其本无是理故尔。且孟子所谓“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”者，正谓精思力行，从容涵泳之久，而一日有以泮然于中，此其地位亦已高矣。今未加克复为仁之功，但观　昔未改之过，宜其方且悔惧愧赧之不暇，不知若何而遽能有以自得之邪？“有所知觉，然后有地以施其功”者，此则是矣。然“觉知”二字，所指自有浅深。若浅言之，则所谓觉知者，亦曰觉夫天理人欲之分而已。夫有觉于天理人欲之分，然后可以克己复礼，而施为仁之功，此则是也。今连上文读之，而求来意之所在，则所谓觉知者，乃自得于仁之谓矣。如此则“觉”字之所指者已深，非用力于仁之久，不足以得之，不应无故而先能自觉，却于既觉之后，方始有地以施功也。观孔子所以告门弟子，莫非用力于仁之实事，而无一言如来谕所云“指示其方，使之自得”者。岂子贡、子张、樊迟之流皆已自得于仁，而既有地以施其功邪？其亦必不然矣。然熹前说，其间亦不能无病，以今观之，自不必更为之说。但以伊川、和靖之说明之，则圣人之意坦然明白，更无可疑处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