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廖子晦

颜渊之叹，一叚，是颜子见处，今无的悫证验之可言，但以义理推之，且得如诸先生及集注之说，庶几少病。“如有所立卓尔”，只是见得比之旧时愈见亲切，不似乡来无捉摸处，但亦未有道理便得入于其间，据为己物耳。今此谓在颜子心目之间，则是先来所见者不在颜子心目之间。又以为方是实见，则前此非是实见矣，恐不然也。大抵此等处，吾辈既未到彼地位，臆度而言，只可大槩实说，却于其中反履涵泳，认取它做工夫处，做自己分上工夫，久之自当心融神会，默与契合。若只似此，直以今日所见附会穿凿，只要说得成就，正使全无一字之差，亦未有益。况以近观远，以小观大，又自不能无所失乎？心性一段，大槩则然，但中间方说心为之主，不知从前说太极、二五、四端之未发时，此心却任甚处？可更思之。

实见一叚大意极善，然非熹之说也。程先生遗书中自有一叚说得极分明，大学“诚意”章说“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”，亦是此意，可并详之。曾点一叚，集注中所引诸先生说已极详明。盖以其所见而言，则自源徂流，由本制末，尧舜事业，何难之有？若以事实言之，则既曰行有不掩，便是曾点实未做得，又何疑哉？圣人与之，盖取其所见之高、所存之广耳，非谓学问之道只到此处，便为至极而无以加也。然则学者观此，要当反之于身，须是见得曾点之所见，存得曾点之所存，而日用克己复礼之功，却以颜子为师，庶几足目俱到，无所欠阙。横渠先生所谓“心要弘放，文要密察”，亦谓此也。来喻大槩得之，然其门言语亦多有病，其分根原、学问为两节者，　不可晓，恐当更入思虑也。

礼书中青史氏之记，见大戴礼。

经世纪年，其论甚正，然古人已尝言之。如汉高后之年，则唐人已于武后、中宗纪发之；蜀汉之统，则习凿齿晋春秋已有此论矣。尧以甲辰年即位，乃邵康节皇极经世说，诸家之说亦有同者，此则荒忽不可究知。敬夫所说抵牾处，必是谓武王克商之年，泰誓序作十一年，经作十三年，而编年之书乃定从序说。乡见柯国材说，以洪范考之，访于箕子是十三年事，必是当年初克商时，便释其囚而问之，不应十一年已克商，至两年后乃问之也。其说似有理。亦尝以告敬夫，敬夫大以为然。其书已尝刊行，至是遂止。敬夫之服善如此，亦难及也。潮州王尚书旧尝识之，其人劲正，忠实有余，在言路尝论汤思退之奸而逐之。但为人颇疏率，学问偏任己见，诸经极有怪说，立朝议论亦有不到头处，然不害为一代正人。今所得奏议，烦录一本见寄。传景初是其壻，恐必有本，旦夕当寄书问之也。

乐记图谱甚荷录示，但尚未晓用律次第。此间有人颇知俗乐，方欲问之，偶以事冗未暇。此固未必尽合古制，然未及百年而沦废已如此，是可叹也。

韩文考异，袁子质、郑文振欲写本就彼刻版，恐其间颇有伪气，引惹生事，然当一面录付之，但开版事须更斟酌耳。若欲开版，须依此本别刊一本韩文方得，又恐枉复劳费工力耳。

礼书人疏者，此间已校定得聘礼以前二十余篇，今录其目附去。彼中所编，早得为佳。此间者已送福州，令直卿与刘履之兄弟参校，写成定本，尚未寄来。若有可增益处，自不妨添入也。然因此得看礼疏一番，亦非小补，不然，此等如嚼木札，定无功夫看得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