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廖子晦
德明向者侍坐，尝问：“降衷之性具有五典之彝，既已知之，而行之或有未至，只是为私欲所挠耳，其要在窒欲。”先生赐教云：“一分私欲，便有一分见不尽。”时道中妄陈所见，以及无极太极、动静阴阳、五气五性，与夫万事善恶之出，因言：大端人伦似只如此，不审如何著工夫，方见得尽？先生云：“据说亦只是如此，无可思索。此乃‘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’处只要时习，常读书，令常在目前，久之自然见得。”某佩服至训，罔敢失坠。兹者辱书，又蒙诲以离群索居之际，自能提撕，不废讲习体验之功，则与同堂合席，朝夕讲磨，无以异矣。某执书三复，不胜感发。生我者父也；教我者，夫子也。俯焉孳孳，毙而后已。因念颜子钻仰坚高，恍惚前后，喟然发叹，既知道体之无穷，又无所用其力，将欲罢之，而此理已跃如于中，有不容已者。而夫子循循善诱，复示以用力之方，博之以文，约之以礼。颜子穷格克复，既竭吾才，日新不息，于是实见此理卓然，若有所立，昭昭而不可欺，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，故曰：“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”如颜子者，可谓真知者哉！夫慱文约礼，先生所谓讲习体验之功也。所立卓尔，亦岂离降衷之性，固有之彝哉？而颜氏之真知如彼，后人之不能及又如此，进寸退尺，每诵师言，惕然警惧，辄敢推广先生之说，复以求教，详赐开晓，幸甚！
所论颜子之叹，大槩得之，然亦觉有太烦杂处。约而言之，则高坚前后者，颜子始时之所见也；博文约礼者，中间用力之方也；欲罢不能以后者，后来得力之效验也。中庸所谓“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”者，正谓此博文约礼工夫不可闻断耳。若能如此实用其力，久之自然见得此个道理无处不在，不是块然徒守一物，而硬定差排，唤作心性也。若不如此，政使思索劳苦，说得相似，亦恐随手消散，不为吾有，况欲望其融会贯通，而与己为一耶？旧见李先生常说：少从师友，幸有所闻，中间无讲习之助，几成废堕。然赖天之灵，此个道理时常只在心目间，未尝敢忘。此可见其持守之功矣。然则所见安得而不精，所养安得而不熟邪？近时朋友漫说为学，然读书尚不能记得本文，讲说尚不能通得训诂，因循苟且，一暴十寒，日往月来，渐次老大，则遂漠然忘之，更无头绪可以接续，至有不获讲学之利，而徒取废锢之祸者，甚可叹也。来喻盖已得此大意，然持之以久，全在日用工夫，勿令间断，久当自有真实见处也。
“班朝治军，莅官行法，非礼威严不行；祷祠祭祀，非礼不诚不庄。”先生谓古人以诚庄对威严，盖为政以严为本，宽以济严之太过也。某向闻其语，犹未深订。近读蒙卦初六曰：“发蒙，利用刑人，用脱桎梏。”而程氏传曰：“圣王设刑罚以齐其众，明教化以善其俗，刑罚立而后教化行。治蒙之功，若非威之以刑，使之脱去昏蒙之桎梏，则善教无由而入。”某反复深思，若威信不立，诚不足以立政。然犹有疑焉。孔子曰：“居上不宽，吾何以观之哉？”窃谓居上以宽为本，宽则得众，严以济宽之不及耳。若一意任威，是蒙爻所谓“以往吝”也，其弊将有至于法令如牛毛者。
抑又闻之，四德之元，犹五常之仁，故元为善之长。仁包义、礼、智三者，先之以仁，裁之以义。三代得天下以仁，莫不有惨怛之爱，忠利之教，所以不免于刑者，亦好仁恶不仁耳。今之为州县者，不念民生之艰，刑罚失平，征取无艺，箠楚流血，苟以逃上官之责。而过于宽者，又一切废弛不立，所在有之。此固不足道，然先王为政之本，宽严先后之异施者，不敢不详讲。伏乞赐诲。为政以宽为本者，谓其大体规模意思当如此耳。古人察理精密，持身整肃，无偷惰戏豫之时，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严，但其意则以爱人为本耳。及其施之于政事，便须有纲纪文章，关防禁约，截然而不可犯。然后吾之所谓宽者，得以随事及人，而无颓弊不举之处。人之蒙惠于我者，亦得以通达明白，实受其赐，而无间隔欺蔽之患。圣人说政以宽为本，而今反欲其严，正如古乐以和为主，而周子反欲其淡。盖今之所谓宽者，乃纵弛；所谓和者，乃哇淫，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。故必以是矫之，乃得其平耳。如其不然，则虽有爱人之心，而事无统纪，缓急、先后、可否、与夺之权，皆不在己。于是奸豪得志，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泽矣。此事利害只在目前，不必引书传、考古今，然后知也。但为政必有规矩，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，然后刑罚可省，赋敛可薄。所谓以宽为本，体仁长人，孰有大于此者乎？
河出图，洛出书，而起八卦、九畴之数。听鸣凤而生六律六吕之声。因思黄帝造律一事，与伏羲画卦、大禹锡畴同功。况度量权衡，皆起于律，而衡运生规，规生圆，圆生矩，绳直准平。至于定四时，兴六乐，悉由是出。故曰：“律者，万事之根本。”学者讵可废而不讲哉？夫黄钟之管九寸，三分损一，下生林钟；林钟之管六寸，三分益一，上生太蔟。周旋十二律，复生黄钟，而还相为宫之义。又一宫各生五声，总十二律，凡生十六声，如八卦重而为六十四，皆自然之理也。然司马迁律数与班固志不同者，多未晓，考其实，亦无不同，但司马历书微隐，此等 费思索耳。如黄钟长八寸七分，或谓七字是误，盖十分也，是为九寸，此等不审然否。十二律还相为宫，今考礼运疏义，黄钟为第一宫，下生林钟、为征，上生太蔟、为商，下生南吕、为羽，上生姑洗、为角。林钟为第二宫，终于中吕，为第十二宫，各有上生、下生所管之声。此数盖本于司马迁历书，然与黄钟为宫、太蔟为商、姑洗为羽、林钟为征、南吕为羽、应钟为变宫、蕤宾为变征者不同。其次大吕、太蔟，终于无射、应钟，凡十二律迭相为宫，其下各有商、角、羽、征、变宫、变征之声。向见书堂七弦琴准用此法，以定清浊高下之声，但不知疏义各为一说，孰是孰否，其必各有所主也。变宫、变征，其声清耶，不知古律已用之否，或后来增加之也。至于埋律候气一事， 所未。晓。曹传所载候气之法，置十二律于密室，实葭灰管埋之地中，一气至则一律飞灰。或疑所置诸律方不逾数尺，气至独本律应之，何也？此必有造化密相感召之理。或又按隋志之说曰：“律之长短不同，各齐其上，随深浅入地中。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，惟黄钟之管九寸，故达。”此说，似为有理。今因其说而推之，十一月，黄钟管长九寸，十二月，大吕八寸四分，正月，太蔟管长八寸，二月，夹钟长七寸。推而下之，其长者递减，至九月，无射五寸，十月，应钟四寸五分。虽埋律之地方不逾数尺，气至无有不达，然候管长短不同，管长者气必先达，灰亦先动；管短者，气达在后，亦如所谓南枝春先到，北枝差迟耳。不审然否？
律吕之说，今有新书并辨证各一册，及向时所撰序一篇，并往可细考之，当得其说。凡十二律，各以本律为宫，而生四侓，如黄钟为宫，则太蔟为商，姑洗为羽，林钟为征，南吕为角，是黄钟一均之声也。若林钟为宫，则南吕为商，应钟为角，太蔟为征，姑洗为羽，是林钟一均之声也。各就其宫以起四声，而后六十律之声备。非以黄钟定为宫、太蔟定为商、姑洗定为羽、林钟定为征、南吕定为角也。但黄、大、太、夹、姑、中、蕤、林、夷、南、无、应为十二律长短之次，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为五声长短之次。黄钟一均，上生下生，长短皆顺，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声。十二律名，今俗乐亦用之，“合”字即是黄钟，但其律差高耳。笔谈言之甚详，可呼俗工问之。自林钟之宫而生太蔟之祉，则林钟六寸而太蔟八寸，祉反长于宫，而声失其序矣。故以十二律而言，虽当为林钟上生太蔟，而以五声而言，则当为宫下生祉，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，其声方顺。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祉，而生南吕五寸有奇之商，则于律虽本为下生，而于声反为上生矣。自南吕五寸有奇之商，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，则于律虽本为上生，而于声则又当用其半而为下生矣。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，而生应钟四寸有奇之角，则于律虽为下生，而于声反为上生矣。其余十律皆然。孔疏盖知此法，但言之不详耳。此是古法，但后人失之，而唯序黄钟、太吕、太蔟、夹钟四律，有四清声，即此半声是也。变宫、变祉，始见于国语注中及后汉乐志，乃十二律之本声，自宫而下，六变七变而得之者，非清声也。如黄钟为宫，则第六变得应钟为变宫，第七变得蕤宾，为变祉。如林钟为宫，则第六变得蕤宾，为变宫，第七变得大吕，为变祉是也。凡十二律皆有二变，一律之内通前五声，合为七均。祖孝孙、王朴之乐皆同。所以有八十四调者，盖每律各添此二声而得之也。新书此说甚详。候气之说，其中亦已论之。盖埋管虽相近，而其管之长短、入地深浅有不同，故气之应有先后耳，非以方位而为先后也。但画一图，朝夕看诵，仍于指掌间轮之，久久自熟，乃见其妙。此又可验。凡事皆然，别无奇巧，只是久而习熟，便是妙处也。
天有黄、赤二道，沈存中云：“非天实有之，特历家设色以记日月之行耳。”夫日之所由，谓之黄道。史家又谓月有九行，黑道二出黄道北，赤道二出黄道南，白道二出黄道西，青道二出黄道东，并黄道而九。如此即日月之行，其道各异。况阳用事则日进而北，昼进而长；阴用事则日退而南，昼退而短。月行则春东，从青道；夏南，从赤道；秋西，从白道；冬北，从黑道。日月之行，其不同道又如此。然每月合朔，不知何以同度？而会于所会之辰，又有或蚀或不蚀，悉未能晓。向承指喻，其行或高而出黄道之上，或低而出黄道之下，或相近而逼，或差远而不相值，则皆不蚀。是时不能反复，今望赐诲。日月道之说，所引皆是。日之南北虽不同，然皆随黄道而行耳。月道虽不同，然亦常随黄道而出其旁耳。其合朔时，日月同在一度；其望日，则日月极远而相对；其上下弦，则日月近一而远三。故合朔之时，日月之东西虽同在一度，而月道之南北或差远，于日，则不蚀；或南北虽亦相近，而日在内，月在外，则不蚀。此正如一人秉烛，一人执扇，相交而过。一人自内观之，其两人相去差远，则虽扇在内，烛在外，而扇不能掩烛。或秉烛者在内，而执扇者在外，则虽近而扇亦不能掩烛。以此推之，大略可见。此说在诗十月之交篇，孔疏说得甚详。李迂仲引证亦博，可并检看，当得其说。易启蒙曰：“圆者，河图之数，方者，洛书之文。”夫河图无四隅之位，截然四正而方，谓之圆，何也？又曰：“圆者，星也。历纪之数，其肇于此乎？注云：‘历法合二始以定刚柔，二中以定律历，二终以纪闰余。’”今考班固志，天数始于一，中于三，终于二十五。地数始于二，中于六，终于三十。夫始、中、终盖如此，推之于刚柔、律历、闰余，却有未深莹者。抑亦履端于始，举正于中，归余于终之义乎？然亦不合，愿求其说。
河图既无四隅，则比之洛书，固为圆矣。注中三句，本唐书历志一行之说。二始者，一、二也。一奇，故为刚，二耦，故为柔。二中者，五、六也。五者，十日，六者，十二辰也。二终者，十与九也。闰余之法，以十九岁为一章，故其言如此。然一章之数，似亦附会，当时姑借其说以明十数之为河图耳。宁武子，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。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此章一句，初理会不得。今读集注，参考左氏传，乃知武子当卫成公无道失国之时，周旋其间，尽心竭力而不去。及成公囚京师，武子求掌橐𫗴，赂医薄酖，免卫侯于死，终以复国。及元咺之讼，武子又独以忠而获免。其能保身以济其君如此，虽谓之智可也。而夫子曰“其愚不可及”。夫子尝曰：“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则仕；邦无道，则可卷而怀之。”以伯玉之事责武子，虽谓之愚不识时，亦可也。然武子倦倦忠君，不避险艰，能为人所不能为，抑亦难矣。故夫子曰“其愚不可及”，盖闵之也。今观论语一书，于有道无道之世，屡致意焉。其称南容曰：“邦有道则仕；邦无道则免于刑戮。”武予之免者，亦幸矣。然武子仕卫两世，其君信任之，义不可弃之而去，其几于东汉王允乎？允又不免被害。尝闻先生诵周子之言曰：“学颜子之学，志伊尹之志。”夫伊尹以天下为己任者也，治亦进，乱亦进。然使成汤不兴，聘币不至，虽五就桀，其志曷施？陈蕃，汉代人豪，驱驰险阨之中，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，屡退而不去者，以仁而为己任，非人伦莫相恤也。卒以谋疏见杀，亦昧于夫子免刑戮之戒矣。然陈蕃、王允犹是当时朝廷倚任，身居鼎轴，义当与国存亡，故程子曰：“亦有不当愚者，比干是也。”若无言责官守，则如东海逢萌，当先汉之乱，愤三纲之既绝，挂冠东都门，浮海而去，惟恐其或缓也。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讵可不识时几？聊发狂言，以验中否。所疑宁武子事，大槩得之。但为蘧伯玉、南容之愚则易，而为武子之愚则难，所以圣人有“不可及”之叹也。陈蕃、王允固不得为伯玉、南容之愚，然蕃事未成而谋已泄，允功未就而志已骄，则又不能为宁武子之愚矣，此其所以取祸也。然为逢萌则甚易，为二公则甚难，又不可以彼而责此，但当问其时义之如何，与其所处之当否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