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林择之

所论大抵皆得之，然鄙意亦有未安处。如“满腔子是恻隐之心”，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处，最为亲切。若于此见得，即万物一体，更无内外之别。若见不得，却去腔子外寻觅，则莽莽荡荡，愈无交涉矣。陈经正云：“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，不复知我身之为我矣。”伊川先生曰：“他人食饱，公无馁乎？”正是说破此病。知言亦云：“释氏以虚空沙界为己身，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。”亦是说此病也。三代正朔，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，则商人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，而不改月号。以孟子“七八月”“十一月”“十二月”之说考之，则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，而不改时。以书“一月戊午”“厥四月哉生明”之类考之，则古史例不书时。以程子“假天时以立义”之云考之，则是夫子作春秋时，特加此四字以系年，见行夏时之意。若如胡传之说，则是周亦未尝改月，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，月下所书之事，却是周正建子月事。自是之后，月与事常相差两月，恐圣人制作之意，不如是之纷更烦扰，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错乱无章也。愚见如此，而考之刘质夫说，亦云：先书“春王正月”，而后书二百四十二年之事，皆天理也，似亦以“春”字为夫子所加。但鲁史本谓之春秋，则又似元有此字。而杜元凯左传后序载汲冢竹书，乃晋国之史，却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，则又似胡氏之说可为据。此间无竹书，烦为见拙斋扣之，或有此书，借录一两年示及，幸甚幸甚！又汉书“元年冬十月”，注家以为武帝改用夏时之后，史官追正其事，亦未知是否？此亦更烦子细询考也。金声或洪或杀，清浊万殊；玉声清越和平，首尾如一。故乐之作也，八音克谐，虽若无所先后，然奏之以金，节之以玉，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。盖其奏之也，所以极其变也；其节之也，所以成其章也。变者虽殊，而所以成者未尝不一；成者虽一，而所历之变，洪纤清浊，亦无所不具于至一之中。圣人之知，精粗大小，无所不周；圣人之德，精粗大小，无所不备。其始卒相成盖如此。此“金声而玉振之”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，而非三子之所得与也。然即其全而论其偏，则纤而不能洪、清而不能浊者，是其金声之不备也。不能备乎金声，而遽以玉振之，虽其所以振之者，未尝有异，然其所振一全一阙，则其玉之为声，亦有所不能同矣。此与来喻大同小异，更请详之，却以见告。

“仲尼焉学”，旧来说得太高。详味文意，文武之道，只指先王之礼乐刑政、教化文章而已，故特言文武，而又以未坠于地言之。若论道体，则不容如此立言矣。但向来贪说个高底意思，将此一句都瞒过了。李光祖虽亦曲为之说，然费气力，似不若四平放下，意味深长也。但圣人所以能无不学，无不师，而一以贯之，便是有个生而知之底本领。不然，则便是近世博杂之学，而非所以为孔子。故子贡之对，虽若逊辞，然其推尊之意，亦不得而隐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