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胡广仲

熹承谕向来为学之病，足见高明所进，日新之盛，一方后学，蒙惠厚矣。然以熹观之，则恐犹有所未尽也。盖不务涵养而专于致知，此固前日受病之原；而所知不精，害于涵养，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。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，而加涵养之功，以补其所不足，窃恐终未免夫有病，而非所以合内外之道。必也尽弃今日之所已知，而两进夫涵养格物之功焉，则庶乎其可耳。盖来书所论，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，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陈者，伏惟幸垂听而图之。

夫太极之旨，周子立象于前，为说于后，互相发明，平正洞达，绝无毫发可疑。而旧传图说，皆有缪误，幸其失于此者，犹或有存于彼，是以向来得以参互考证，改而正之。凡所更改，皆有据依，非出于己意之私也。若如所论，必以旧图为据而曲为之说，意则巧矣，然既以第一圈为阴静，第二圈为阳动，则夫所谓太极者，果安在耶？又谓“先有无阳之阴，后有兼阴之阳”，则周子本说初无此意，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。且程子所谓“无截然为阴为阳之理”，即周子所谓“互为其根”也。程子所谓“升降生杀之大分不可无”者，即周子所谓“分阴分阳”也。两句相须，其义始备。故二夫子皆两言之，未尝偏有所废也。今偏举其一，而所施又不当其所，且所论先有专一之阴，后有兼体之阳，是乃截然之甚者，此熹之所疑者一也。“人生而静，天之性”者，言人生之初，未有感时，便是浑然天理也。“感物而动，性之欲”者，言及其有感，便是此理之发也。程子于颜子好学论中，论此极详，但平心易气，熟玩而徐思之，自当见得义理明白稳当处，不必如此强说，枉费心力也。程子所谓常理不易者，亦是说未感时理之定体如此耳，非如来谕之云也。此熹之所疑者二也。知言疑义所谓“情亦天下之达道”，此句诚少曲折，然其本意却自分明。今但改云“情亦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”，则语意曲折备矣。盖非喜怒哀乐之发，则无以见其中节与否；非其发而中节，则又何以谓之和哉？心主性情，理亦晓然。今不暇别引证据，但以吾心观之，未发而知觉不昧者，岂非心之主乎性者乎？已发而品节不差者，岂非心之主乎情者乎？心字贯幽明，通上下，无所不在，不可以方体论也。今曰“以情为达道，则不必言心矣”，如此则是专以心为己发，如向来之说也。然则谓未发时无心，可乎？此义程子答吕博士最后一书说已分明，今不察焉，而必守旧说之误，此熹之所疑者三也。“性善”之“善”，不与“恶”对，此本龟山所闻于浮屠常总者，宛转说来，似亦无病。然谓性之为善，未有恶之可对，则可，谓终无对则不可。盖性一而已，既曰“无有不善”，则此性之中无复有恶，与善为对，亦不待言而可知矣。若乃“善”之所以得名，是乃对“恶”而言，其曰“性善”，是乃所以别天理于人欲也。天理人欲虽非同时并有之物，然自其先后、公私、邪正之反而言之，亦不得不为对也。今必谓别有无对之善，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。中庸鄙说，诚有未当，然其说之病，正在分晓太过，无复余味，以待学者涵泳咀嚼之功。而来谕及，谓未曾分晓说出，不知更欲如何乃为分晓说出耶？天命之性，不可形容，不须赞叹，只得将它骨子实头处说出来，乃于言性为有功。故熹只以仁、义、礼、智四字言之，最为端的。“率性之道”，便是率此之性，无非是道，亦离此四字不得。如程子所谓“仁，性也，孝悌是用也。性中只有仁、义、礼、智而已，曷尝有孝弟来？”此语亦可见矣。盖父子之亲、兄弟之爱，固性之所有，然在性中只谓之仁，而不谓之父子、兄弟之道也。君臣之分、朋友之交，亦性之所有，然在性中只谓之义，而不谓之君臣、朋友之道也。推此言之，曰礼曰智，无不然者。盖天地万物之理，无不出于此四者。今以此为倒说，而反谓仁义因父子、君臣而得名，此熹之所疑者五也。中和体用之语，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。盖中者所以状性之德而形道之体；和者，所以语情之正而显道之用。熹前说之失，便以中和为体用，则是犹便以方圆为天地也。近已用此意改定旧语。如来谕所疑，却恐未然。又云中自过不及而得名，此亦恐说未发之中不著。此熹之所疑者六也。至于仁之为说，昨两得钦夫书，诘难甚密，皆已，报之。近得，报云，却已皆无疑矣。今观所谕，大槩不出其中者，更不复论。但所引孟子“知”“觉”二字，却恐与上蔡意旨不同。盖孟子之言知、觉，谓知此事，觉此理，乃学之至而知之尽也。上蔡之言知、觉，谓识痛痒、能酬酢者，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。二者亦不同矣。然其大体皆智之事也。今以言仁，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。愤骄险薄，岂敢辄指上蔡而言？但谓学者不识仁之名义，又不知所以存养，而张眉努眼，说知说觉者，必至此耳。夫以爱名仁固不可，然爱之理则所谓仁之体也。天地万物与吾一体，固所以无不爱，然爱之理则不为是而有也。须知“仁、义、礼、智”四字，一般，皆性之德，乃天然本有之理，无所为而然者。但仁乃爱之理，生之道，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，所以为学之要耳。细观来谕，似皆未察乎此。此熹之所疑者七也。夫来教之为此数说者，皆超然异于简册见闻之旧，此其致知之功，亦足以为精矣。然以熹之所疑考之，则恐求精之过，而反失之于凿也。大抵天下事物之理，亭当均平，无无对者，唯道为无对。然以形而上下论之，则亦未尝不有对也。盖所谓对者，或以左右，或以上下，或以前后，或以多寡，或以类而对，或以反而对，反复推之，天地之间，真无一物兀然无对而孤立者。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，不觉手舞而足蹈也。究观来教，条目固多，而其意常主于别有一物之无对。故凡以左右而对者，则扶起其一边；以前后而对者，则截去其一叚。既强加其所主者以无对之贵名，而于其所贱而列于有对者，又不免别立一位以配之。于是左右偏枯，首尾断绝，位置重叠，条理交并，凡天下之理势，一切畸零赘剩、侧峻尖斜，更无齐整平正之处。凡此所论阴阳、动静、善恶、仁义等说，皆此一模中脱出也。常安排此个意思规模，横在胸中，窃恐终不能到得中正和乐、广大公平底地位，此熹所以有“所知不精，害于涵养”之说也。若必欲守此，而但少加㴠养之功，别为一事以辅之于外，以是为足以合内外之道，则非熹之所敢知矣。要须脱然顿舍旧习，而虚心平气，以徐观义理之所安，则庶乎其可也。仰恃知照，不鄙其愚，引与商论，以求至当之归，敢不整竭所怀，以求博约。盖天下公理，非一家之私，傥不有益于执事之高明，则必有警乎熹之浅陋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