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陈体仁

蒙别𥿄开示说诗之意尢详，因得以窥一二大者。不敢自外，敢以求于左右。来教谓诗本为乐而作，故今学者必以声求之，则知其不苟作矣。此论善矣。然愚意有不能无疑者。盖以虞书考之，则诗之作本为言志而已。方其诗也，未有歌也；及其歌也，未有乐也。以声依永，以律和声，则乐乃为诗而作，非诗为乐而作也。三代之时，礼乐用于朝廷而下达于闾巷，学者讽诵其言以求其志，咏其声，执其器，舞蹈其节以涵养其心，则声乐之所助于诗者为多。然犹曰“兴于诗，成于乐”，其求之固有序矣。是以凡圣贤之言诗，主于声者少，而发其义者多。仲尼所谓“思无邪”，孟子所谓“以意逆志”者，诚以诗之所以作，本乎其志之所存，然后诗可得而言也。得其志而不得其声者有矣，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声者也。就使得之，止其钟鼓之坚锵而已，岂圣人“乐云乐云”之意哉？

况今去孔孟之时千有余年，古乐散亡，无复可考，而欲以声求诗，则未知古乐之遗声，今皆以推而得之乎？三百五篇皆可恊之音律而被之弦歌已乎？诚既得之，则所助于诗多矣，然恐未得为诗之本也。况未必可得，则今之所讲，得无有画饼之讥乎？

故愚意窃以为诗出乎志者也，乐出乎诗者也。然则志者诗之本，而乐者其末也。末虽亡，不害本之存，患学者不能平心和气，从容讽咏，以求之情性之中耳。有得乎此，然后可得而言，顾所得之浅深如何耳。有舜之文德，则声为律而身为度，萧韶、二南之声不患其不作。此虽未易言，然其理盖不诬也。不审以为如何？二南分王者、诸侯之风，大序之说恐未为过。其曰圣贤浅深之辨，则说者之凿也。程夫子谓二南犹易之乾坤，而龟山杨氏以为一体而相成，其说当矣。试考之如何？召南“夫人”恐是当时诸侯夫人被文王、太姒之化者。二南之“应”，似亦不可专以为乐声之应为言。盖必有理存乎其间，岂有无事之理，无理之事哉？惟即其理而求之，理得则事在其中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