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程泰之

熹昨闻禹贡之书已有奏篇，转借累年，乃得其全。犹恨绘事易差，间有难考究处。近乃得温陵印本，披图按说，如指诸掌，幸甚幸甚。此书之传，为有益于学者。但顷在南康两年，其地宜在彭蠡、九江、东陵、敷浅原之间，而考其山川形势之实，殊不相应。因考诸说，疑晁氏九江、东陵之说，以为洞庭、巴陵者为可信。盖江流自澧而东，即至洞庭，而巴陵又在洞庭之东也。若谓九江即今江州之地，即其下少东便合彭蠡之口，不应言“至东陵然后东迆，北会于汇”也。

白氏所论敷浅原者，亦有理而未尽。盖详经文，敷浅原合是衡山东北一支尽处，疑即今庐阜，但无明文可考耳。德安县敷阳山正在庐山之西南，故谓之敷阳，非以其地即为敷浅原也。若如旧说，正以敷阳为敷浅原，则此山甚小，又非山脉尽处。若遂如晁氏之说，以为江入海处，则合是今京口，所过之水，又不但九江而已也。若以衡山东北尽处而言，即为庐阜无疑。盖自岷山东南至衡山，又自衡山东北而至此，则九江之原出于此三山之北者，皆合于洞庭而注于岷江，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过九江也。此以地势考之，妄谓如此，不审参以他书，其合否又如何？但著书者多是臆度，未必身到足历，故其说亦难尽据，未必如今目见之亲切著明耳。阁下向者固尝经行，而留意之久，记览之富，其必有以质之，故敢辄献所疑，伏惟有以教之，幸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