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陈同甫

来教累𥿄，纵横奇伟，神怪百出，不可正视。虽使孟子复生，亦无所容其喙，况于愚昧蹇劣，又老兄所谓贱儒者，复安能措一词于其间哉？然于鄙意实有所未安者，不敢雷同，曲相阿狥，请复陈其一二，而明者听之也。

来教云云，其说虽多，然其大槩不过推尊汉、唐，以为与三代不异；贬抑三代，以为与汉、唐不殊。而其所以为说者，则不过以为古今异宜，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，但有救时之志、除乱之功，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，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。然又不肯说此不是义理，故又须说天、地、人并立为三，不应天地独运而人为有息。今既天地常存，即是汉、唐之君只消如此，已能做得人底事业，而天地有所赖以至今。其前后反复，虽缕缕多端，要皆以证成此说而已。若熹之愚，则其所见固不能不与此异，然于其间又有不能不同者。今请因其所同而核其所异，则夫毫厘之差，千里之缪，将有可得而言者矣。

来书“心无常泯，法无常废”一叚，乃一书之关键。鄙意所同，未有多于此叚者也；而其所异，亦未有甚于此叚者也。盖有是人则有是心，有是心则有是法，固无常泯常废之理。但谓之无常泯，即是有时而泯矣；谓之无常废，即是有时而废矣。盖天理人欲之并行，其或断或续，固宜如此。至若论其本然之妙，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。是以圣人之教，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。若心则欲其常不泯，而不恃其不常泯也；法则欲其常不废，而不恃其不常废也。所谓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者，尧、舜、禹相传之密旨也。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体之私，则固不能无人心矣。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，则又不能无道心矣。日用之间，二者并行，迭为胜负，而一身之是非得失，天下之治乱安危，莫不系焉。是以欲其择之精，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；欲其守之一，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。则凡其所行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，而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。夫岂任人心之自危，而以有时而泯者为当然；任道心之自微，而幸其须臾之不常泯也哉。夫尧、舜、禹之所以相传者既如此矣，至于汤、武，则闻而知之，而又反之，以至于此者也。夫子之所以传之颜渊、曾参者，此也。曾子之所以传之子思、孟轲者，亦此也。故其言曰：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又曰：“吾道一以贯之。”又曰：“道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”又曰：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，以直养而无害，则塞乎天地之间。”此其相传之妙，儒者相与谨守而共学焉，以为天下虽大，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。

然自孟子既没，而世不复知有此学。一时英雄豪杰之士，或以资质之美，计虑之精，一言一行偶合于道者，盖亦有之。而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，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。而世之学者稍有才气，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业、圣学功夫。又见有此一种道理，不要十分是当，不碍诸般作为，便可立大功名，取大富贵，于是心以为利，争欲慕而为之。然又不可全然不顾义理，便于此等去处指其须臾之间偶未泯灭底道理，以为只此便可与尧、舜、三代比隆，而不察其所以为之田地本根者之无有是处也。

夫三才之所以为三才者，固未尝有二道也。然天地无心而人有欲，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，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。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，人道息则天地之用虽未尝已，而其在我者则固即此而不行矣。不可但见其穹然者常运乎上，颓然者常在乎下，便以为人道无时不立，而天地赖之以存之验也。夫谓道之存亡在人，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，正以道未尝亡，而人之所以体之者有至有不至耳。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，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。天下固不能人人为尧，然必尧之道行，然后人纪可修，天地可立也。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，然亦不必人人皆桀，而后人纪不可修，天地不可立也。但主张此道之人，一念之间不似尧而似桀，即此一念之间，便是架漏度日，牵补过时矣。

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时之或泯，则又岂非所谓半生半死之虫哉？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，所谓“非道亡也，幽、厉不由也”，正谓此耳。惟圣尽伦，惟王尽制，固非常人所及。然立心之本，当以尽者为法，而不当以不尽者为准。故曰：“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；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贼其民者也。”而况谓其非尽欺人以为伦，非尽罔世以为制，是则虽以来书之辨，固不谓其绝无欺人罔世之心矣。欺人者人亦欺之，罔人者人亦罔之。此汉唐之治所以虽极其盛，而人不心服，终不能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也。

夫人只是这个人，道只是这个道，岂有三代、汉、唐之别？但以儒者之学不传，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以来，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，故汉、唐之君，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，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。此其所以尧、舜、三代自尧、舜、三代，汉祖、唐宗自汉祖、唐宗，终不能合而为一也。今若必欲撤去限隔，无古无今，则莫若深考尧、舜相传之心法，汤、武反之之功夫，以为准则而求诸身，却就汉祖、唐宗心术微处痛加绳削，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来，黜其悖戾，而究其所从起，庶几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，有以得之于我，不当坐谈既往之迹，追饰已然之非，便指其偶同者以为全体，而谓其真不异于古之圣贤也。

且如约法三章固善矣，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，一时功臣，无不夷灭；除乱之志固善矣，而不免窃取宫人，私侍其父，其他乱伦逆理之事，往往皆身犯之。盖举其始终而言，其合于义理者常少，而其不合者常多；合于义理者常小，而其不合者常大。但后之观者，于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阙，故不知其非，而以为无害于理，抑或以为虽害于理，而不害其获禽之多也。观其所谓学成人而不必于儒，搅金、银、铜、铁为一器而主于适用，则亦可见其立心之本在于功利，有非辨说所能文者矣。

夫成人之道，以儒者之学求之，则夫子所谓“成人”也。不以儒者之学求之，则吾恐其畔弃绳墨，脱略规矩，进不得为君子，退不得为小人。正如搅金、银、铜、铁为一器，不唯坏却金、银，而铜、铁亦不得尽其铜、铁之用也。荀卿固讥游、夏之贱儒矣，不以大儒目周公乎？孔子固称管仲之功矣，不曰“小器而不知礼”乎？“人也”之说，古注得之。若管仲为当得一个人，则是以子产之徒为当不得一个人矣。圣人词气之际，不应如此之粗厉而鄙也。

其他琐屑，不能尽究。但不传之绝学一事，却恐更须讨论，方见得从上诸圣相传心法，而于后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。若不见得，却是自家耳目不高，闻见不的，其所谓洪者，乃混杂而非真洪；所谓惯者，乃流狥而非真惯。窃恐后生传闻，轻相染习，使义利之别不明，舜跖之涂不判，眩流俗之观听，坏学者之心术，不唯老兄为有识者所议，而朋友亦且陷于收司连坐之法。此熹之所深忧而甚惧者，故敢极言以求定论。若犹未以为然，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诸身，不必徒为𫍢𫍢，无益于道，且使卞庄子之徒得以窃笑于旁而阴行其计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