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吕伯恭

所喻“闲先圣之道”，窃谓只当如“闲邪”之“闲”，方与上下文意贯通。若作“闲习”，意思固佳，然恐非孟子意也。政使必如是说，则闲习先圣之道者，岂不辨析是非、反复同异，以为致知格物之事？若便以为务为攘斥，无敛藏持养之功而不敢为，则恐其所闲习者，终不免乎豪厘之差也。若颜子则自不须如此，所以都无此䀶迹耳。此事本无可疑，但人自以其气质之偏缘情立义，故见得许多窒碍。若大其心，以天下至公之理观之，自不须如此回互费力也。

所论智、仁、勇之意，则甚精密，然龟山之说亦不可废。盖以其理言之，则所至虽不同，而皆不可阙，如左右之说是也。若以其所至之地言之，则仁者安之，知者利之，勇者强焉，又自各有所主，如龟山之说矣。然此两说者，要之皆不可废，经纬以观，其意始足。如何？

动静阴阳之说，竟未了然，何耶？岂非向来奉答者未得其要，有以致贤者之疑乎？比再观之，方以为病，欲别为说以奉报。今以来喻所引者推明之，似却更分明也。夫谓人生而静是也，然其感于物者，则亦岂能终不动乎？今指其未发而谓之中，指其全体而谓之仁，则皆未离乎静者而言之。至于处物之宜谓之义，处得其位谓之正，则皆以感物而动之际为言矣。是则安得不有阴阳、体用、动静、宾主之分乎？故程子曰：“仁体义用也。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，可以语道矣。世之论义者多外之，不尔则混然而无别，非知仁义之说者也。”此意极分明矣。且体用之所以名，政以其对待而不相离也。今以静为中正仁义之体，而又谓中正仁义非静之用，不亦矛盾杌𫐐之甚乎？意者专以知觉名仁者，似疑其不得为静，恐当因此更加究察。所谓仁者，似不专为知觉之义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