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汪尚书

熹不揆愚鄙，妄陈管见，伏蒙高明，垂赐诲答，反复玩味，钦佩无忘。然有所疑，敢不自竭。道在六经，何必它求，诚如台谕，亦可谓要言不烦矣。然世之君子，亦有虽知其为如此，而不免于沦胥者，何哉？以彼之为说者曰，子之所求于六经者，不过知性知天而已。由吾之术，无屈首受书之劳而有其效，其见解真实，有过之者，无不及焉。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径欲速之心，而不察乎它求之贼道，贵仕者又往往有王务家私之累，声色势利之娱，日力亦不足矣。是以虽知至道不外六经而不暇求，不若一注心于彼而徼幸其万一也。然则“何必”云者正矣，而熹窃恨其未严也。若易“必”以“可”，傥庶几乎？盖“不必”云者，无益之辞也；“不可”云者，有害之辞也。夫二者之间，相去远矣，如乌喙食之而杀人，则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，而未有谓不必食而已者也。妄意如此，不审高明以为如何？

又蒙教喻以两苏之学，不可与王氏同科，此乃浅陋辞不别白、指不分明之过，请复陈之于后。而来教又以欧阳、司马同于苏氏，则熹亦未能不以为疑也。盖欧阳、司马之学，其于圣贤之高致，固非末学所敢议者，然其所存所守，皆不失儒者之旧，特恐有所未尽耳。至于王氏、苏氏，则皆以佛、老为圣人，既不纯乎儒者之学矣。

而王氏支离穿凿，尤无义味，至于甚者，几类俳优。本不足以惑众，徒以一时取合人主，假利势以行之，至于已甚，故特为诸老先生之所排诋，在今日则势穷祸极，故其失人人得见之。至若苏氏之言，高者出入有无，而曲成义理，下者指陈利害，而切近人情，其智识才辨、谋为气槩，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，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，非王氏之比也。然语道学则迷大本，论事实则尚权谋，衒浮芛、忘本实、贵通达、贱名检，此其害天理、乱人心、妨道术、败风教，亦岂尽出王氏之下也哉？但其身与其徒，皆不甚得志于时，无利势以辅之，故其说虽行，而不能甚久。凡此患害，人未尽见，故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论。使其行于当世，亦如王氏之盛，则其为祸，不但王氏而已，主名教者，亦不得恝然而无言也。盖王氏之学，虽谈空虚而无精彩，虽急功利而少机变，其极也陋，如薛昂之徒而已。蔡京虽名推尊王氏，然其淫侈纵恣，所以败乱天下者，不尽出于金陵也。若苏氏，则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严，其为术要未忘功利而诡秘过之。其徒如秦观、李廌之流，皆浮诞佻轻，士类不齿，相与扇纵横捭阖之辨以持其说，而漠然不知礼义廉耻之为何物。虽其势利未能有以动人，而世之乐放纵、恶拘检者已纷然向之。使其得志，则凡蔡京之所为，未必不身为之也。世徒据其已然者论之，是以苏氏犹得在近世名卿之列，而君子乐成人之美者，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祸以加讥贬。至于论道学邪正之际，则其辨有在豪厘之间者，虽欲假借而不能私也。今乃欲专贬王氏而曲贷二苏，道术所以不明，异端所以益炽，实由于此。愚恐王氏复生，未有以默其口而厌其心也。狂妄僭率，极言至此，恐阁下未以为然，胡不取熹前所陈者数书之说而观之也？以阁下之明，秉天理以格人欲，据正道以黜异端，彼亦将何所遁其情哉？熹之愚昧幺麽，岂不知其力之不足，所以慨然发愤而不能已，亦决于此而已矣。天下岂有二道哉？

受学之语见于吕与叔所记二先生语中，云昔受学于周茂叔，故据以为说。“从游”，盖所尊敬，而不为师弟子之辞，故范内翰之于二先生，胡文定之于三君子，熹皆用此字。但二先生于康节，诚似太重，欲改为“与”，又似太轻，不知别下何字为当？更乞示诲，幸甚。程、邵之学固不同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节者至矣，盖以其信道不惑，不杂异端，班于温公、横渠之间，则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贬之也。和靖之言，恐如孟子言伯夷、伊尹之于孔子为不同道之比，妄意其然，不识台意以为然否？抑康节之学抉摘窈微，与佛、老之言岂无一二相似？而卓然自信，无所污染，此其所见必有端的处。比之温公欲护名教而不言者，又有间矣。因论康节及此，并以求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