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篇
杂说上第七
春秋二条
按春秋之书“弑”也，称“君”，君无道；称“臣”，臣之罪。如齐之简公，未闻失德，陈恒构逆，罪莫大焉。而哀十四年书“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”。斯则贤君见抑，而贼臣是党。求诸旧例，理独有违。但此是绝笔，获麟之后，弟子追书其事，岂由以索续组，不类将圣之能者乎？何其乖刺之甚也！按春秋左氏传释经云：“灭而不有其地曰入。如入陈，入卫，入郑，入许，即其义也。至柏举之役，于常之败，庚辰吴入楚，独书以“郢”。夫诸侯列爵，并建国都，惟取国名，不称都号。何为郢之见入，遗其楚名？比于它例，一何乖踳！
寻二传所载，皆云“入楚”，岂左氏之本，独为谬欤？
左氏传二条
左氏之叙事也，述行师，则簿领盈视，叱聒沸腾；论备火，则区分在目，修饰峻整；言胜捷，则收获都尽；记奔败，则披靡横前；申盟誓，则慷慨有余，称谲诈则欺诬可见，谈恩惠则煦如春日，纪严切则凛若秋霜，叙兴邦则滋味无量，陈亡国则凄凉可悯。或瘦辞润简牍，或美句入咏歌，跌宕而不群，纵横而自得。
若斯才者，殆将工侔造化，思涉鬼神，著述罕闻，古今之卓绝。如二传之叙事也，榛芜溢句，疣赘满行，华多而少实，言拙而寡味。若必方于左氏也，非惟不可为鲁卫之政，差肩雁行，亦有云泥路阻，君臣礼隔者矣。
左传称仲尼曰：“鲍庄子之智不如葵，葵犹能卫其足。”夫有生而无识，有质而无性者，其惟草木乎？然自枯自脆而已。必言其含灵畜智，隐身违祸，则无其义也。寻葵之向日倾心，本不卫足，由人睹其形似，强为立名，亦由今俗文士，谓鸟鸣为啼，花发为笑，花之与鸟，又安有笑啼之情哉？必以人无喜怒，不知哀乐，便云“其智不如花，花犹善笑；其智不如鸟，鸟犹善啼”，可谓之谠言哉？如“鲍庄子之智不如葵，葵犹能卫其足”，则谓“智不如花，花犹善笑；智不如鸟，鸟犹善啼”，皆可谓一例也。而左氏录夫子一时戏言，以为千载笃论，成微婉之深累，玷良直之高范，不其惜乎！
公羊传二条
公羊云：“许世子止弑其君。”“曷为加弑？讥子道之不尽也。”其次，因言乐正子春之视疾，以明许世子之得罪。寻子春孝道，义感神明，固以方驾曾、闵，连踪丁、郭。苟事亲不逮乐正，便以弑逆加名，斯拟失其流，责非其罪。
盖公羊、乐正，俱出孔父门人，思欲更相引重，曲加谈述。所以乐正行事，无理辄书。故使编次不伦，比喻非类，言之可为嗤怪也。
语曰：“彭蠡之滨，以鱼食犬。”斯则地之所富，物不称珍。按齐密迩海隅，鳞介惟错，故上客食肉，中客食鱼，斯即齐之旧俗也。然食鲂鲙鲤，诗人所贵，必施诸他国，是曰珍羞。如公羊传云：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，见其方食鱼飧，曰：“子为晋国重卿，而食鱼飧，是子之俭也。吾不忍杀子。”盖公羊生自齐邦，不详晋物，以东土所贱，谓西州亦然，遂目彼嘉馔，呼为菲食，著之实录，以为格言。非唯与左氏有乖，亦于物理全爽者矣。
汲冢纪年一条
语曰：“传闻不如所见。”斯则史之所述，其谬已甚，况乃传写旧记，而违其本录者乎？至如虞夏、商周之书，春秋所记之说，可谓备矣。而竹书纪年出于晋代，学者始知后启杀益，太甲诛伊尹，文王杀季历，郑桓公，厉王之子，则与经典所载，乖剌甚多。又孟子曰：“晋谓春秋为乘。”寻汲冢琐语，即乘之流邪？其晋春秋篇云：“平公疾，梦朱罴窥屏。”
左氏亦载斯事，而云“梦黄熊入门”。必欲舍传闻而取所见，则左传非而晋文实矣。呜呼！向若二书不出，学者为古所惑，则代成聋瞽，无由觉悟也。
史记八条
夫编年叙事，混杂难辨；纪传成体，区别易观。昔读太史公书，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、国语、世本、战国策之流。近见皇家所撰晋史，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，省功易阅者，若语林、世说、搜神记、幽明录之类是也。如曹、于两氏纪，孙、檀二阳秋，则皆不之取，故其中所载美事，遗略甚多。若以古方今，则知太史公亦同其失矣。斯则迁之所录，甚为肤浅，而班氏称其勤者，何哉？
孟坚又云：“刘向、扬雄，博极群书，皆服其善叙事。”岂时无英秀，易为雄霸者乎？不然，何虚誉之甚也！史记邓通传云：“帝崩，景帝立。”向若但云景帝立，不言文帝崩，斯亦可知矣，何用兼书其事乎？又仓公传称其“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，五色诊病，知人死生，决嫌疑，定可治。召问其所长，对曰：“传黄帝、扁鹊之脉书。”以下他文，尽同上说。夫上既有其事，下又载其言，言事虽殊，委曲何别？按迁之所述，多有此类，而刘、扬服其善叙事也，何哉？
太史公撰孔子世家，多采论语旧说，至管晏列传，则不取其本书，以为时俗所有，故不复更载也。按论语行于讲肆，列于学官，重加编勒，秪觉烦费。如管、晏者，诸子杂家，经史外事，弃而不录，实杜异闻。夫以可除而不除，宜取而不取，以兹著述，未睹厥义。
昔孔子力可翘关，不以力称。何则？大圣之德，具美者众，不可以一介标末，持为百行端首也。至如达者七十，分以四科，而太史公述儒林，则不取游夏之文学，著循吏，则不言冉、季之政事，至于货殖为传，独以子贡居先。掩恶扬善，既忘此义，成人之美，不其缺如！
司马迁序传云：“为太史公十年，而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袣，乃喟然而叹曰：“是予之罪也，身亏不用矣。”自叙如此，何其略哉！夫云“遭李陵之祸，幽于缧袣”者，乍似同陵陷没，遂置于刑；又似为陵所陷，获罪于国，遂令读者难得而详。赖班固载其与任安书，书中具述被刑所以。傥无此录，何以克明其事者乎？
汉书载子长与任少卿书，历说自古述作，皆因患而起。末云“不韦迁蜀，世传吕览”。按吕氏修撰也，广招俊客，比迹春秋，共集异闻，拟书荀、孟，思刊一字，购以千金。则当时宣布，为日久矣。岂以迁蜀之后，方始传乎？且必以身既流移，书方见重，则又非关作者本因发愤著书之义也，而辄引以自喻，岂其伦乎？若要多举故事，成其博学，何不云虞卿穷愁，著书八篇，而曰“不韦迁蜀，世传吕览”？斯盖识有不该，思之未审耳。
昔春秋之时，齐有夙沙卫者，拒晋殿师，郭最称辱；伐鲁行唁，臧坚抉死。此阉官见鄙，其事尤著者也。而太史公与任少卿书，论自古刑余之人，为士君子所贱者，唯以弥子瑕为始，何浅近之甚邪！但夙沙出左氏传，汉代其书不行，故子长不之见也。夫博考前古，而舍兹不载，至于乘传车，探禹穴，亦何为者哉？
魏世家：“太史公曰：‘说者皆曰“魏以不用信陵君，故国削弱至于亡。”余以为不然。天方令秦平海内，其业未成，魏虽得阿衡之徒，曷益乎？’”夫论成败者，固当以人事为主，必惟命而言，则其理悖矣。盖晋之获也，由夷吾之愎谏；秦之灭也，由胡亥之无道；周之季也，由幽王之惑褒姒；鲁之逐也，由稠父之违子家。然则败晋于韩，狐突已志其兆；亡秦者胡，始皇久铭其说。檿弧箕服，章于宣、厉之年；征褰与襦，显自文、成之世。恶名早著，天孽难逃。假使彼四君才若桓、文，德同汤、武，其若之何？苟推此理而言，则亡国之君，他皆仿此，安得于魏无讥责者哉？夫国之将亡也若斯，则其将兴也亦然。盖魏后之为公子也，其筮曰：“八世莫之与京。”毕氏之为大夫也，其占曰：“万名其后必大。”姬宗之在水浒也，𬸚𬸦鸣于岐山；刘姓之在中阳也，蛟龙降于丰泽。斯皆瑞表于先，而福居其后。向使四君德不半古，才不逮人，终能坐登大宝，自致宸极矣乎？必如太史公之议也，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，理无可辞，不复嗟其智能、颂其神武者矣。夫推命而论兴灭，委运而忘褒贬，以之垂诫，其不惑乎？自兹以后，作者著述，往往而然。如鱼豢魏略、虞世南帝王论，或叙辽东公孙之败，或述江左陈氏之亡，其理并以命而言，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。
诸汉史十条
汉书孝成纪赞曰：“成帝善修容仪，升车正立，不内顾，不疾言，不亲指。临朝渊嘿，尊严若神，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貌矣。”又五行志曰：“成帝好微行，选期门郎及私奴各十余人，皆白衣袒帻，自称富平侯家。或乘小车，御者在茵上，或骏骑出入，远至旁县。故谷永谏曰：“陛下昼夜在路，独与小人相随，乱服共坐，溷淆无别，公卿百寮，不知陛下所在，积有数年。由斯而言，则成帝鱼服嫚游，鸟集无度，虽外饰威重，而内肆轻薄，人君之望，不其缺如！
观孟坚纪志所言，前后自相矛盾者矣。
观太史公之创表也，于帝王则叙其子孙，于公侯则纪其年月，列行萦纡以相属，编字戢孴而相排。虽燕越万里，而于径寸之内，犬牙可接，虽昭穆九代，而于方寸之中，雁行有叙。使读书者阅文便睹，举目可详，此其所以为快也。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，惟以品藻贤愚，激扬善恶为务尔。既非国家递袭，禄位相承，而亦复界重行，狭书细字，比于它表，殆非其类欤？盖人列古今，本殊表限，必吝而不去，则宜以“志”名篇。始自上上，终于下下，并当明为标榜，显列科条，以种类为篇章，持优劣为次第。仍每于篇后云若干品，凡若干人，亦犹地理志肇述京华，末陈边塞，先列州郡，后言户口也。
自汉已降，作者多门，虽新书已行，而旧录仍在，必校其则，可得而言。按刘氏初兴，书惟陆贾而已。子长述楚汉之事，专据此书，譬夫行不由径，出不由户，未之闻也。然观迁之所载，往往与旧不同。如郦生之初谒沛公，高祖之长歌鸿鹄，非惟文句有别，遂乃事理皆殊。又韩王名信都，而辄去“都”字，用使称其名姓，全与淮阴不别。班氏一准太史，书无更张，静言思之，深所未了。
司马迁之叙传也，始自初生，及乎行历，事无巨细，莫不备陈，可谓审矣。而竟不书其字者，岂墨生所谓大忘也者乎？而班固仍其本传，了无损益，此又韩子所以致守株之说也。如固之为迁传也，其初宜云“迁字子长，冯翊阳夏人”。其序曰：“至于事终，则言‘其自叙如此’。”著述之体，不当如是耶？
马卿为自叙传，具在其集中，子长因录斯篇，即为列传。班氏仍旧，曾无改夺。固于马、杨传末，皆云“迁、雄之自叙如此。”至于相如篇下，独无此言。盖止凭太史之书，未见文园之集，故使言无画一，其例不纯。
汉书东方朔传，委琐烦碎，不类诸篇，且不述其亡殁岁时及子孙继嗣，正与司马迁、杨雄传相类。寻其传体，必曼倩之自叙也。但班氏脱略，故世莫之知。
苏子卿父建，行事甚寡，𮧯玄成父孟，德业稍多。汉书编苏氏之传，则先以苏建标名；列韦相之篇，则不以𮧯孟冠首，并其失也。
班固称项羽弑义帝，自取天亡。又云：“于公高门以待封，严毋扫地以待丧。”如固斯言，则深信夫天怨神怒，福善祸淫者矣。至于其赋幽通也，复以天命久定，非理所移，故善恶无征，报施多爽。斯则同理异说，前后自相矛盾者焉。
或问：“张辅著班马优劣论云：“迁叙三千年事，五十万言；固叙二百年事，八十万言。”是固不如迁也。斯言为是乎？”答曰：“不然也。按太史公书，上起黄帝，下尽宗周，年代虽存，事迹殊略。至于战国已下，始有可观。然迁虽叙三千年事，其间详备者，唯汉兴七十余载而已。其省也则如彼，其烦也则如此，求诸折中，未见其宜。班氏汉书，全取史记，仍去其日者、仓公等传，以为其事烦芜，不足编次故也。若使迁、固易地而处，撰成汉书，将恐多言费辞，有逾班固，安得以此而定其优劣耶？汉书断章，事终新室，如叔皮存没，时入中兴，而辄引与前书共编者，盖序传之常例者耳。荀悦既删略班史，勒成汉纪，而彪论王命，列在末篇。夫以规讽隗嚣，翼戴光武，忽以东都之事，擢居西汉之中。必如是，则宾戏、幽通亦宜同载者矣。
史通卷之十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