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通

探颐第二十七

古之述者，岂徒然哉？或以取舍难明，或以是非相乱，由是书编典诰，宣父辨其流；诗列风雅，卜啇通其义。夫前哲所作，后来是观，苟失其指归，则难以传授。而或有妄生穿凿，轻究本源，是乖作者之深旨，误生人之后学，其为缪也，不亦甚乎？

昔夫子之作鲁史，学者以为感麟而作。按子思有云：“吾祖厄于陈蔡。”夫以彼聿修，传诸贻厥，欲求实录，难为爽误。事则义包微婉，因攫莓而创词；时逢西狩，乃泣麟而绝笔。儒者徒知其一，而未知其二，以为自反袂拭面，称吾道穷，然后追论五始，定名三叛，此岂非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之所致邪？

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，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，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。按春秋之时，诸国错峙，关梁不通，史官所书，罕能周悉，异乎炎汉之世，四海一家，马迁垂传以来，自古遗文，而州郡上计，皆先集太史，若斯之备也。况彼吴、楚者，僻居南裔，地隔江山，去彼鲁邦，尤为迂阔，丘明所录，安能备诸？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，若驹支预于晋会，长狄埋于鲁门，葛卢之辨牛鸣，郯子之知鸟职，斯皆边隅小国，人品最微，犹复收其琐事，见于方册。安有主盟上国，势迫宗周，争长诸华，威陵强晋，而可遗之者哉！又荀氏著书，抄撮班史，其取事也，中外一槩，夷夏皆均，非是独略胡乡而徧详汉室。盛既疑丘明之摈吴、楚，遂诬仲豫之抑匈奴，可谓强奏庸音，特为足曲者也。

盖明月之珠，不能无瑕，夜光之璧，不能无颣，故作者著书，或有病累，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，又更文饰其非，遂推而广之，强为其说者，盖亦多矣。如葛洪有云：“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，伯夷居列传之首，以为善而无报也；项羽列于本纪，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。”按史之于书也，有其事则记，无其事则阙。马迁之驰骛今古，上下数千载，春秋已往，得其遗事者，盖惟首阳山二子而已。然适使夷、齐生于秦氏，死　于汉日，而乃升诸传首，庸谓有情。今者考其先后，随而编次，斯则理之常也，乌可怪乎？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，推为传始，若伍子胥、大夫种、孟轲、墨翟、贾谊、屈原之徒，或行仁而不遇，或尽忠而受戮，何不求其品类，简在一科，而乃异其篇目，各分为卷。又迁之纰缪，其流甚多。夫陈胜之为世家，既云无据，项羽之称本纪，何必有凭？必谓遭彼腐刑，怨刺孝武，故书为凡例，志存激切。若先黄老而后六经，进奸雄而退处士，此之乖刺，复何为乎？

隋内史李德林著论，称“陈寿蜀人，其撰国志，党蜀而抑魏，刊之国史，以为格言”。按曹公之创王业也，贼杀母后，幽逼主上，罪百田常，祸千王莽。文帝临戎不武，为国好奢，忍害贤良，疏忌骨肉。而寿评皆依违其事，无所措言。

刘主地居汉宗，仗顺而起，夷险不挠，终始无瑕。方诸帝王，可比少康、光武；譬以侯伯，宜辈秦缪、楚庄。而寿评抑其所长，攻其所短。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，典午攸承；蜀乃僭伪之君，中朝所嫉。故典称曹美，而虚说刘非，安有背曹而向刘，疏魏而亲蜀也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，不亦凭虚亡是者邪？

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，以刘为伪国者，此盖定邪正之途，明逆顺之理尔。

而擅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，故撰此书，欲以绝彼瞻乌，防兹逐鹿。历观古之学士，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。若齐伦失德，豪士于焉作赋；贾后无道，女史由之献箴。斯皆短什小篇，可俯而就也。安有变三国之体统，改五行之正朔，勒成一史，传诸千载，而藉其权以济物，取诫当时，岂非劳而无功，博而非要，与夫班彪王命，一何异乎？求之人情，理不当耳。

自二京板荡，五胡称制，崔鸿鸠诸伪史，聚成春秋，其所列者，十有六家而已。魏收云：“鸿世仕江左，故不录司马、刘、萧之书，又恐识者尤之，未敢出行于外。”按于时中原乏主，海内横流，逖彼东南，更为正朔。适使素王再出，南史重生，终不能别有异同，忤非其议。安得以魏书无录，而犹罪归彦鸾者乎？

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，故情私南国，必如是，则其先徙居广闽，委质慕容，何得书彼南燕，而与群胡并列？爱憎之道，岂若是耶？且观鸿书之纪纲，皆以晋为主，亦犹班书之载吴、项，必系汉年；陈志之述孙、刘，皆宗魏世，何止独遗其事，不取其书而已哉！但伯起躬为魏史，传列岛夷，不欲使中国著书，推崇江表，所以辄假言崔志，用纾魏羞。且东晋之史，考其所载，几三百篇，而伪邦坟籍，仅盈百卷。若使收矫鸿之失，南北混书，斯则四分有三，事归江外，非惟肥瘠非类，众寡不均，兼以东南国史，皆须纪传区别，兹又体统不纯，难为编次者矣。收之矫妄，其可尽言乎？

于是考众家之异说，参作者之本意，或出自胸怀，枉申探赜；或妄加同异，辄有异同。而流俗腐儒，后来末学，习其狂狷，成其诖误，自谓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铭诸舌端，以为口实。惟智者不惑，无所疑焉。

史通卷第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