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通

载言第三

古者言为尚书，事为春秋，左右二史，分尸其职。盖桓、文作霸，紏合同盟，春秋之时，事之大者也，而尚书阙纪。秦师败绩，缪公诫誓，尚书之中，言之大者也，而春秋靡录。此则言事有别，断可知矣。逮左氏为书，不遵古法，言之与事，同在传中。然而言事相兼，烦省合理。故使读者寻绎不倦，览讽忘疲。

至于史汉则不然。凡所包举，务存恢慱。文辞之记，繁富为多。

是以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、东方朔等传，唯尚录言，罕逢载事。夫方述一事，得其纲纪，而隔以大篇，分其序叙，遂令披阅之者，有所懵然。后史相承不改，其辄交错纷扰，古今是同。按迁固列君臣于纪传，统遗逸于表志，虽篇名甚广，而言独无录。愚谓凡为史者，宜于表志之外，更立一书。若人主之制册诰令，群臣之章表移撽收之纪传，悉入书部，题为“制册章表书”，以类区别。他皆放此。亦犹志之有礼乐志、刑法志。又诗人之什，自成一家。故风雅比兴，非三传所取。自六义不作，文章生焉。若韦孟讽谏之诗，杨雄出师之颂，马卿之书封禅，贾谊之论过秦，诸如此文，皆施纪传。切谓宜从古诗例，断入书中，亦犹舜典列元首之歌，夏书包五子之咏者也。

夫能使史体如是，庶几春秋、尚书之道备矣。晋于宝议撰晋史，以为宜准左丘明，其臣下委曲，仍为谱注。于时议者莫不宗之。故前史之所未安，后史之所宜革，是用敢同有识，爰立兹篇，庶世之作者，睹其利害。如谓不然，请俟来哲。